前言：貫穿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皇權制度，可謂是這（封建社會）鴻篇鉅製下的頭號主角，（封建）朝代的興衰更迭卻始終繞不開皇權制度，令人不禁喟嘆。如果說，前者是（封建社會）的頭號主角，那麼伴隨著皇權而生的“相權”則是僅亞於“皇權”的二號主演。二者之間上演的此消彼長的歷史興替大片，足足伴隨著整個封建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衰竭與滅亡，繪製了王朝頂層權力結構的藍本。

（相權）

一、應運而生，一母同胞

皇權與相權之間的關係，則像是一場“資源爭奪防禦戰”。

不幸的是，站在“守衛”一方的是皇權，站在“進攻”一方的是全天下。這也正是在君主帝王的自稱中，為何有“孤”、“寡人”這樣的稱謂存在的原因。

因為皇權這個產物，不是靠全天下人推選出來的，它的產生本就是靠著“爭奪”而來的。如（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隋文帝楊堅、唐高祖李淵、宋太祖趙匡胤、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這幾位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開國君主，哪一位的朝代不是在君主功成萬骨枯的階梯下建立的？

（皇權制度的確立者：秦始皇嬴政）

這些人，無非從全天下人中脫穎而出，先行發現了皇權背後的這份“利益大蛋糕”，進而想要以一人之力佔據這份本該屬於全天下人的利益。但顯然這是一種不現實的預想，所謂的至尊天子不可問鼎，不過是華麗的政治渲染而已，飽受壓迫的農民該起義還是會起義，誰管你到底是不是老天爺的兒子。

所以，佔據皇權本身的帝王人物，就勢必要從對立的全天下人當中尋找出一部分利於自身“統治”的群體，來幫助自己繼續私據這份“利益大蛋糕”。

相權，應運而生。

二、此消彼長、你爭我奪

先來者總是有天然存在的優勢，後到的人反而失去了先機，這使得相權本身在皇權面前就具備劣勢。

“利益蛋糕”本是屬於大家的，但問題是，這個道理不是人人都懂、人人都會接受的。導致後來者會認為，這份“利益蛋糕”本就是屬於先來者的，尤其是作為率先發現這份“蛋糕”的皇權，主動地將自身的背後的“利益”讓渡給後繼者（相權），那麼勢必會積累相當一部分的擁躉。

然而，分享是有條件的。

（盛世之君主）

首先，它不會一味地去往外拿；其次，所接受皇權讓渡的利益，即意味著你要為皇權服務。

所以，在整個封建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主線永遠是——皇權加強、相權式微。

從一開始，即秦漢時期，相權與皇權之間類似於一種合作的關係。

一方面因為皇權本身對這份“利益蛋糕”掌握得不充分，另一方面則是相權與皇權之間利益的糾葛並不深切。呈現出的現象是，秦漢時期的相權與皇權，是可以“坐而論道”的，說白了就是大家好說好商量來劃分相關的利益。

譬如，秦朝之李斯、趙高；漢朝之曹參、周勃。

（皇權和相權關係發展圖）

李斯甚至在秦始皇嬴政去世之後，密謀為秦二世胡亥奪位；趙高在擔任丞相之後不僅上演了指鹿為馬的橋段，連秦二世胡亥本人都死於趙高的手下；曹參甚至對漢惠帝劉盈的詰問以“耍流氓”的方式回答；周勃更是居功自傲讓漢文帝劉恆都感覺心存芥蒂，卻也只能以禮待之。

這都源於皇權與相權產生初期，相權本身是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

好比兩個人合作前期，一定是有一個人（皇權）先行尋求另外一人的協助（相權），進而構建而成的合作關係。自然而然在合作前期，是一段蜜月時期。只不過在經歷時間的沉澱之後，原本純粹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從“你儂我儂”變得“相看兩相厭”。

因為利益的分配永遠不是絕對的公平。

（三省六部，分化相權）

這就延伸到隋唐時期，皇權與相權的進一步爭鬥。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正是相權的進一步分裂，皇權進一步地加強。

原本由單個人、少數人所掌握的相權，進一步地被皇權分割成多等份額，導致相權本身佔據的利益是不變的，只不過參與分配利益的人數則變多了。進而導致，相權內部產生矛盾，而恰好皇權就站在邊上拉偏架，誰有利於鞏固皇權的權威，則被分潤的利益將會最大化，使得皇權得以鞏固加強。

這個時候，正是相權走下坡路的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三、一盛一衰，雙雙敗亡

以至於後續的宋代，不僅沿用了隋唐時期的制度優勢，並且進一步地深化，將相權合理化、合法化地分割成多個領域，原本隋唐時期只是形式上的分潤利益，到了宋代，成為了制度上的利益結構。

（相權進一步被制衡）

隋唐時期，或許還有權傾一時的相權膨脹現象，因為這個時候的相權並沒有被皇權套上枷鎖，只能說是相對自由的。可到了宋代，把這一形式給制度化了，相權被打得支離破碎，各個利益派系的人佔據一角，為皇權服務。

到了短暫的元朝，相權一度地登臨頂峰時期，在權力上較之秦漢時期的丞相更勝一籌。因為草原遊牧民族對待政治上獨特的方式，導致皇權在這個時期，對待相權並不加以刻意的提防與戒備，甚至一度將權力下放，任由相權膨脹。

導致元朝時期，丞相甚至可以隨意的廢立皇帝、強娶皇后和公主、大肆的結黨營私，這個時候也是皇權最為式微的時期。其結果就導致後繼者明朝，對待丞相問題上相當地敏感，具體就表現在明太祖朱元璋對待相權的態度與方式上。

厭惡與廢除！

即明清時期的相權落幕。

（元朝丞相阿瑪合）

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是一個曠世矚目的舉措，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對於明清兩朝本身來說，丞相制度的廢除並不代表著相權的消亡。

明朝的內閣、清朝的軍機處，都是相權在另一種程度上的延伸。只不過可悲的是，伴隨著丞相制度現實意義上的廢除，導致相權在皇權面前只能匍匐跪地、唯唯諾諾，一度跌落谷底不能翻身。自此，相權徹底失去了與皇權拉鋸的資本。

就連明清兩代的權傾一時的張居正，在死後也難逃被人指責：獨持國柄，譭譽不一。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這也正是因為相權的徹底頹敗，導致操持相權者在法統上沒有正當性可言，反而會被當作竊據皇權的奸佞小人來看待。因為，內閣首輔雖被稱之為“宰輔”，軍機大臣又被稱之為“樞臣”，這也僅僅是民間給予他們的一種尊稱，實際上只能算是“同等相權”，而非獨立意義上的相權。

（廢黜丞相制度，明太祖朱元璋）

此時，皇權與相權這一對“歡喜冤家”之間的關係可謂是走到了盡頭。但與之相對應的是，相權逐漸式微消亡，同時也代表著皇權的本質是衰竭。看似皇權在不斷加強的過程中得到了獨尊的地位，實際上此時的封建專制也走到了窮途末路，臨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