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此時處在非常被動的地位，龍且的大軍在山東覆滅，項羽勸降韓信又遭拒絕，被整個包圍住了，南邊彭越還斷絕了他的糧草，這時候項羽就要求劉邦來講和，因為項羽手上還有五個人質呢，至少五個——劉邦的爸、媽、老婆、哥哥，還有一個管家審食其，至少有五個人。項羽說：咱們就講和，以鴻溝為界，東邊西楚，西邊大漢。漢四年（前203）八月，楚軍糧盡，被迫議和。

九月，就一個月後，項羽回去了。劉邦不踏實，擔心項羽將來東山再起，所以他用張良、陳平之計，突然在背面發動攻擊。項羽只有十萬人，劉邦有四十萬軍隊，約齊王韓信、魏相彭越三方一起來聯合攻楚，可是齊王韓信不來，魏國相國彭越也不來，劉邦自己的四十萬大軍被項羽打得落花流水。

最後劉邦堅壁自守，問張良怎麼辦才好。張良跟他講：你這個激勵機制沒兌現，這一仗打完你就統一天下了，人家彭越和韓信有什麼呢？韓信當齊王還是他自己提出來的，他心裡還不自信；彭越呢，一直在梁魏之地對付項羽，魏的地盤也都是他平定的，你讓他當相國，是因為有魏王豹，但這魏王豹早死了，彭越卻還是相國，他也想當王。你封彭越為梁王，把淮陰、楚地封給韓信，這個條件講清楚了，他們就來了。

漢王明白了，就按照張良的意見跟他們說，結果韓信、彭越就都引兵來了，後面的垓下之戰，就不需要劉邦出手了。

漢五年十二月，韓信、彭越、英布、劉賈等各路大軍一共六十萬，韓信為總指揮，將十萬楚軍團團的圍在了垓下。項羽已經是窮途末路了，他仰天長嘆，說：“我自起兵至今八年矣，身經七十餘戰，未嘗敗北，現在卻是這個下場，‘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是上天要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你看這個項羽至死都不明白，他為什麼會敗。

項羽窮途末路，帶了二十八騎，到了烏江邊上。他本來是可以過江的，因為有一個亭長，駕著船在這裡，說：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也足以稱王，現在只有我有船，漢軍來了就過不去了，你趕緊上船。

項羽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天要亡我，我過江還有什麼用呢？我項籍與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而西，今天沒有一個人生還，即使江東父老可憐我原諒我，我何面目見之，難道我不慚愧嗎？所以他把乘的馬送給了這個亭長，然後自刎於烏江。項羽的屍體被五個漢軍分了，每個人拿一塊去請功，五個人憑此功得以封侯。

項羽的這番表白，從容鎮定，讓人感慨。看上去是英雄氣概，殺身成仁，但另一個層面，項羽是在逃避，逃避責任，逃避奮鬥。因為東山再起更困難，更復雜。

項羽死的時候很年輕，滿打滿算也就是三十一二歲，還正是幹事業的時候，他居然說沒面目去見江東父老，而且歸之於天命。其實講命不好、運氣不好，都是失敗者的逃遁之詞。

你看劉邦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項羽一敗就起不來了，就自殺了。司馬遷當初就在這個問題上做了評論，他說：人事的成敗跟天沒有關係啊，項羽把自己的問題歸咎上天，這是很荒謬的。司馬光也說“何預天事”跟天沒關係。

司馬遷、司馬光都總結項羽的失敗，是因為不懂政治，他放逐義帝，自立為霸主，他在制度建設上，不借鑑前人的經驗，奮其私智，創制了一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制度。因此，項羽的死很悲壯，具有美學意義，審美意義。

搞文學的都喜歡拔高項羽的形象，但是，從現實操作層面講，從領導人物的素質講，項羽的做法，還是不能肯定。

劉邦的成功之路，其實可以做個深度的分析。漢高祖五年（前202）五月，劉邦自己在洛陽召開慶功大會的時候他就問大家自己為什麼贏了，項羽為什麼輸了。大家講了很多理由，劉邦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說，實際上我哪裡都不行啊：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幹裡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劉邦說自己的成功，不是自己行，而是自己能用那些有本事的人。劉邦深悟領導力的精髓，領導越大，權力越大，盲點越多。不管什麼事，領導都可以說了算，是因為他有權力，並不是他有這個能力。

因此，能聽進別人的意見，集思廣益，兼聽則明，就是個好領導，反之，就會犯錯誤。劉邦打仗聽韓信的，治國聽蕭何的，戰略上聽張良的，所以他就成功了。

《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曾提出領導力修煉的三條： 仁， 明， 武。

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記載，講這個話，是在治平四年（1067），司馬光上書給宋神宗時講的。

仁 就是要懂政治，關心百姓疾苦，能爭取人心擁戴，用人能成就人；

明 是判斷力，方向、路徑的判斷，危與機的判斷，人與事的判斷，這實際上就是重大問題上的決策能力；

武 是決斷力，排除干擾，把決策付諸實施的能力。

他認為皇帝懂得這幾條就能治理好國家，沒有這幾條，國家就危險了（司馬光當時另外還提了三條，即官人、信賞、必罰，更多是操作層面的）。劉邦這幾條都做得不錯，他懂政治，他能爭取人心，他有判斷力和決斷力，識人用人，更是他的長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