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第一奇書”《金瓶梅》作者笑笑生的朋友欣欣子說，《金瓶梅》所用的語言，皆是“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正如魯迅先生指出的：“將活人的唇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口語，更加有生氣。”像群眾口語那樣質樸、自然、真實、生動，這就是《金瓶梅》語言風格的最大特色。
例如，有一次吳月娘和潘金蓮、李瓶兒、孟玉樓在一起聽姑子唱佛曲兒，作者寫道：
那潘金蓮不住在旁，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期。省得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劃沒是處的。”那李瓶兒方才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交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這潘金蓮拉著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乾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捲來了。都在那裡圍著他怎的？咱每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什麼哩。”於是一直走出大廳來。（《金瓶梅》第五十一回）
這段文字，全用的群眾口語，如“有劃沒是處”、“拔了蘿蔔地皮寬”“跑兔子一般”，皆是群眾中經常說的俗語。好在作者沒有一句對人物外形的描繪，也沒有一點對人物心理的剖析，僅透過人物自身的動作和語言，就使得各人的心理狀態和外貌神情，皆躍然紙上。如崇禎本《金瓶梅》對這段的眉批所指出：
“金蓮之動，玉樓之靜，月娘之憎，瓶兒之隨，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說各是，都為寫出。”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如何使用平民口語、俗語，來為塑造人物形象服務的？
首先，作者把這些現成的口語、俗語，放在吳月娘等人物語言之中，不像一般小說那樣，外加“俗話說”、“正是”之類的套話，而是如“範工摶泥”，使之水乳交融地變成人物語言非常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增強了人物語言的自然質樸性和生動傳神性。
其次，作者使用語言始終著眼於為刻畫人物形象服務。如把“有，劃沒是處”，說成“省得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削劃沒是處的”，這就既質樸自然地活現了說這話的吳月娘那洞察秋毫、對潘金蓮的舉動看不下去的神態，又把“他”——潘金蓮那著急的形象和神情，真實生動地給勾畫出來了，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見其人。把“跑兔子一般”，說成“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也既表現出吳月娘的伶牙俐齒，尖酸刻薄，又是對“他”——那個坐不住，不安心聽佛法的潘金蓮的繪形傳神。這種筆法該是多麼精練簡潔、質樸無華！
再次，作者還賦予人物語言以強烈的感情色彩，使之不是“字臥紙上”，而是能“字立紙上”。如前面加上“省的急的他”、“省的他”，就很自然地表現了吳月娘對潘金蓮那種厭惡、鄙棄、嫌憎的感情。“拔了蘿蔔地皮寬”，更表現出吳月娘那種排除異己之後的寬慰感和舒暢感。吳月娘說潘金蓮“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潘金蓮則說吳月娘“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捲來了”。一個傲視凡俗，不屑一顧；一個莫名所以，惡毒詛咒，肖貌逼真，傳神入骨。
魯迅說：“太做不行，但不做，卻又不行。用一段大樹和四枝小樹做一隻凳，在現在，未免太毛糙，總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體雕花，中間挖空，卻又坐不來，也不成其為凳子了。高爾基說，大眾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我想，應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金瓶梅》質樸自然、真實生動的語言風格，就在於它既是博採群眾的口語，又是以它為“毛胚”，經過作家精心的加工錘鍊，它比“毛胚”更加精美、生動，更加性格化和傳神化，但又不露人工雕琢的痕跡，仍葆其口語的風格。
博採群眾口語，如何使它既質樸無華，而又不淡而無味，既通俗易懂，而又不淺薄外露，這是作家加工、錘鍊所必須解決的一個難題。《金瓶梅》的語言之所以使人感到真實生動，就在於它是充分口語化的，又具有含蓄不露、曲折有致的特色。張竹坡的批語即指出，它“筆蓄鋒芒而不露”，其“文字千曲百曲之妙，手寫此處，卻心覷彼處，處處你遮我映，無一直筆、呆筆，無一筆不作數十筆用”。
如李瓶兒被正式娶到西門慶家做妾之後，西門慶家中吃會親酒，作者寫道：
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得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有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裡有哥這樣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第二十回）
這段文字不多，但耐人尋味，意蘊豐富：
首先，它活畫出了應伯爵等人那種大言浮辭，沸沸揚揚，極力誇獎奉承的幫閒性格。所謂“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得見嫂子一面，死而無憾”。這看似錐心泣血的滿口稱譽，而實則是言不由衷的信口雌黃。因此它不僅畫出了幫閒者諂媚的嘴臉，而且還揭示了其虛偽的靈魂，叫人讀了既感到其形象生動，如躍眼前，又為其性格的詭譎深奧，而驚詫不已，歎為觀止。
其次，這段話語明為對李瓶兒的讚美，而實則是對西門慶的吹捧。用張竹坡的話來說，這叫“手寫此處，卻心覷彼處”。所謂“那裡有哥這樣大福”，這一句便是點睛之筆。
它說明西門慶作為主子，才是應伯爵等所要幫閒的主要物件。透過讚美其愛妾李瓶兒，來達到奉承和取悅西門慶的目的，這就既進一步揭露了幫閒者心計的狡黠和圓滑，又把他們那令人肉麻的逢迎嘴臉刻畫得入木三分。
再次，從作者的意圖和讀者的感受來看，這段話語對李瓶兒又是明為讚頌，而實為譏諷。因為在此之前作品已經寫明：李瓶兒與西門慶勾搭成奸，將親夫花子虛活活氣死，毫無德性可言，應伯爵卻誇讚她是“德性溫良”，如此名實相悖的誇獎，豈不是個辛辣的諷刺麼？再說她在等待西門慶即將娶其為妾的短期間，卻迫不及待地將蔣竹山倒踏門招贅了，如此輕浮穢亂的一個女人，而應伯爵卻讚美她“舉止沉重”，就是誇她舉止端莊，這豈不是對她的莫大嘲笑麼？
由此可見《金瓶梅》的語言風格之所以具有質樸自然、真實生動的特色，絕不僅僅是由於它所寫的是“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更重要的它是在作家刻苦學習群眾口語、熟悉市井生活的基礎上，經過精心構思，反覆錘鍊，力求使每句話不僅要結結實實，而且要豐厚富贍，具有多方面，多層次的含義。因此，它既是口語化的，更是藝術化的，使人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感觸，新的發現，深感其趣味無窮。
當然，《金瓶梅》的語言也不是盡善盡美的，有的地方還存在著提煉不夠，過於粗俗、瑣碎、單調、膚淺等弊病，這裡就不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