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詩云：“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感嘆旅途倉促，不便執筆作文。如果攜有上圖中這種文房墨斗，人們就不必再“憑君傳語”，可以隨時將筆墨取出，盡情書寫，寄意傳文了。

這堆形似菸斗的金屬老件，造型別致，包漿明顯，鬥中可以蓄墨，柄內可藏筆，是一種將存筆與儲墨兩種功能合二為一的古代文房用具。這裡面有手工鍛造的，也有機器打磨的，有些來自日本，也有從晚清、民國傳繼至今的，在古玩市場中頗為罕見，識者不多。最初，許多玩家見到它時，不僅叫不出它的名稱，對其來源與功能也是眾說紛紜，甚至有人認為它是方便隱藏的小型煙槍。可是它的金屬管尾端是封閉的，自然無法做煙槍，後來有人在它前端的鬥盒中，發現了已然脫膠的墨塊，由此將其定為文房用具的一種。

文房墨斗的出現時間，據說是在清代中、晚期，由東洋傳入，其日語名稱喚作“矢立”，傳入後應用於一些文士與師爺的手中，傳播不廣。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鋼筆出現後，被逐漸取代。由於應用時間短暫，範圍狹窄，史籍文獻中鮮有記述，文房墨斗一直未能形成規範的中文名稱。人們只是依其形制與功用簡稱為“墨斗”，為了與木匠使用的墨斗有所區分，常常在前面加上兩個字，稱為“文房墨斗”、“筆存墨斗”或 “隨行墨斗”。

一枚形制規範的文房墨斗，長度大約在20cm左右，高約5cm，可分為存墨的鬥盒與裝筆的柄管兩部分。柄有直柄與彎柄，柄上穿孔或帶“鼻”，用以繫繩。有些柄管內被分為兩格，除裝筆外，還可以裝入一枚小小的裁紙刀。鬥盒的形制各異，以長方的箱形居多，上面裝有帶摺頁的鬥蓋。在一些鬥蓋與柄身上可以看到漫漶不清的錯銀紋飾，飾以東洋風味的雲紋或蓮花紋。有些墨斗的柄身下面鐫有日本著名銅藝作坊“龍文堂”的刻記銘文。這些小巧精緻的隨身墨斗，可以攏在袖中，也可以插在腰間，出行攜帶極為便利。

目前文玩市場中所見的文房墨斗，多為黃銅、紅銅所制，包漿熟滑，錯以金絲銀線，工藝精湛。另有龜甲、藤、竹、象牙、銀、陶瓷等材質，在國內並不多見。早期的文房墨斗多為手工鍛造，在細節處仍可看到人手磨製的痕跡。機器製造的年代較近，上面的花紋刻飾比較精緻。據說此物最初都裹有一層皮囊，起保護作用，方便懸帶。但可能年代久遠，皮革容易碎爛，至今所見的文房墨斗，未曾見過配有原裝皮囊的。

在所有的文玩清供當中，文房墨斗只是一件來自異域的小件雜項，但其獨特的形制與功能，吸引著許多玩家的注意。晚清以來，內廷文玩器皿的製作日漸衰落，一些傳統的工藝漸失精緻、慢慢失傳。在洋務運動的影響下，文玩製作開始借鑑外來的器物工藝，進行仿製或直接應用。文房墨斗傳入中國後，是否發生了獨立的演變歷程和用途上的改變，是一個值得探究的文物趣題。

論及文房墨斗在國內的用途，有一種科舉用具的說法在網路上流佈很廣。據稱士子在進入考場時會隨身攜帶墨斗，一旦墨不足時可以挖其中的墨來備用，是一種考生專用器具。這種說法只屬臆測，尚有值得推敲之處。清代科舉所考的八股文對字數要求十分嚴格，一般士子對文章墨量不會毫無準備，而且當時銅製墨盒已經發明，蓄墨充足，多帶一根墨斗頗顯累贅。斗柄中的小筆直徑不足5mm，用來科考作文很不方便，在考場並無用武之地，倒是在一些倉促臨時的場合更能發揮其作用，方便快捷，適合速記。所以，從文房墨斗的特殊形制與功能上考慮，應該是一些師爺文吏所喜愛的常用裝備，這和日本最初由武士攜帶的傳統有著很大區別。

在傳入中國之前，這種兼蓄筆墨的隨行文具已經在日本經歷了漫長的演化。“矢立”的名字最初來自於武士背後的箭筒，因為古代的武士習慣將硯臺放在箭筒下面的匣子中，矢立於上，所以稱這種硯臺為“矢立硯”。其後武士的隨身文具經過一體化的改良，使其更易於攜帶，名稱也沿用了之前的叫法，喚作“矢立”。最早的矢立出現於鎌倉時代，大多為扇形，可以將扇骨形的頂蓋拉開，置入筆墨，其形制不及後來小巧，武士可以將護身的匕首藏匿其中。江戶時代的矢立以筆筒接連墨壺的柄杓型為主，但扇形矢立仍然在文人之間傳用。松尾芭蕉在其傳世之作《奧之細路》中，便在開篇使用了“開啟矢立”這樣的說法借擬提筆寫作。進入寬政時期，分離型的矢立曾流行一時，但很快就回歸到一體型的主流形制，並開發出兼配算盤、髮簪、短槍等各式造型的矢立，以配合不同人群的使用。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矢立已經演化為圖中小巧精緻的形態，毛筆被製作得更加短小以便收入其中。在傳入中國之後，矢立普遍應用於文吏手中，隨著鋼筆的引入與普及，漸漸淡出了人們視野，僅當作文物在流傳。

如今，文房墨斗的價值，是根據其年代、材質與工藝水平來決定，如果造型頗為別緻，柄中配有原裝毛筆的則更為珍貴。收藏文房墨斗的樂趣，除了收穫一份清供文玩中所固有的雅趣，還在於它對文玩史的意義，是古代文房用品向現代文具演變中的轉折性代表，體現著中日文房用品文化的歷史交流；其工藝技法集質地，造型，刻工，詩文，書法，篆刻於其上，凝聚了日本銅作工藝的精髓，既具文化內涵，又富有藝術美感，會心得趣，玩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