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是一種將個人基因、環境與生活習慣差異考慮在內的疾病預防與處置的新興方法。2015年1月3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5年國情諮文演講中談到了“人類基因組計劃”所取得的成果，並宣佈了新的專案，即精準醫療計劃。

該計劃旨在透過分析100多萬名美國志願者的基因資訊，更好地瞭解疾病形成的機制，進而為開發相應藥物、實現精準施藥鋪平道路。美國“精準醫療計劃”的啟動掀起了全球精準醫療的熱潮，而國內外基於精準醫療要求下的藥物研究也如火如荼開展起來。

作為我國抗腫瘤藥物臨床應用監測專委會秘書長，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內科治療中心主任馬飛教授

多年來同樣組織開展了大量藥物臨床試驗。在2021年首屆天津國際乳腺癌大會上，他特別分享了有關腫瘤精準藥物治療臨床研究設計與實施相關經驗和心得。

遺傳藥理學-藥物基因組學-精準醫療

“精準醫療”的概念究竟是何時源起？馬飛教授表示，“精準醫療”實際起源於20世紀50年代，經過了多階段的融合發展。

公元前510年，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發現，有一部分人吃了蠶豆之後容易出現致死性溶血性貧血。經過2000多年的探索，在20世紀50年代，人們才確定這是G6PD缺乏症患者的一個型別，並且發現不同遺傳背景會導致藥物反應差異的事實，而“遺傳藥理學”領域也由此誕生。

在此基礎，隨著人類基因組學的不斷髮展，特別是1990年人類基因組計劃實施以後，“藥物基因組學”和“精準醫療”的概念相繼被提出。直到2015年奧巴馬宣佈開展“精準醫療計劃”，“精準醫療”終於迎來了真正的春天。對於腫瘤這類疾病的認識，人們也逐漸從宏觀角度轉變為微觀角度。

處在這樣的歷史變革時期，馬飛教授認為這正是開始大作為的契機。

21世紀腫瘤治療的策略已經由“尋找與破壞”轉變為“靶向與控制”

，馬飛教授形象地解釋，不同以往，如今腫瘤學界已經學會“先瞄準再射擊”從而戰勝腫瘤。

瞄準靶點開啟精準醫療

馬飛教授指出，腫瘤精準醫療起始於乳腺癌內分泌治療。上世紀70年代他莫昔芬的上市打開了腫瘤精準藥物治療的先河，同時奠定了乳腺癌內分泌治療的基礎。1974年，McGuire明確了ER通路，確定了內分泌治療的精準靶點。

馬飛教授認為乳腺癌的內分泌治療預示出腫瘤精準藥物治療的發展前景。美國SEER資料庫顯示，1980年以後，內分泌治療為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帶來質的飛躍，可以達到接近90%。

馬飛教授坦言，

近年來腫瘤精準藥物治療的發展得益於非小細胞肺癌吉非替尼優勢人群的探索。

由於不同亞群EGFR-TKI的療效不同，開展精準藥物治療愈來愈顯關鍵，而乳腺癌的分類治療正是樹立了腫瘤精準藥物治療的典範。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乳腺癌領域專家就已認識到乳腺癌分類治療的概念。他們將乳腺癌劃分為激素受體陽性和激素受體陰性，後來再劃分為HER2陽性、激素受體陽性以及三陰性。

HER2陽性最初被認為是乳腺癌不良預後因素，一項長達14。8年的隨訪研究發現，HER2陽性狀態與生存顯著惡化相關，並且大多數HER2陽性患者在診斷後5年內復發。而曲妥珠單抗開啟了HER2為靶點的靶向治療時代，馬飛教授看到，

近年來所有HER2靶向治療臨床研究設計的目標人群皆是HER2陽性患者。

隨著對腫瘤生物學行為認識的提高，馬飛教授所在團隊透過一項II期臨床研究發現，抗HER2的適應症不應僅僅包括陽性患者，HER2陰性伴啟用突變患者也可受益。馬飛教授預測，未來HER2陽性的定義將會有所改變。透過既往研究發現，

他透露PI13K也會是乳腺癌潛在精準藥物的治療靶點。

馬飛教授指出，由於疾病治療效果涵蓋多種影響因素，

包括表型差異性、疾病易感性與藥物敏感性，

藥物遺傳學是腫瘤精準藥物治療的重要組成。報告最後他強調，要廣泛開展基於精準醫療理念的藥物臨床研究，並且更好篩查適宜接受特定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