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記住了魯迅先生的這句話：“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確確實實，先生是說過這句話的。其實先生說這話是有原因和背景的。這與魯迅的成長經歷，早年父親病逝有很大關係。
先來看他爹的病。魯迅他爹叫周伯宜，是1893年冬開始生病的，然後一病不起到1895年秋冬逐漸嚴重，直到1896年10月12日（農曆9月6日）去世，年僅37歲。
那一年魯迅才15歲，可謂早年喪父親。這是一個天大的打擊，直擊他青春期叛逆的小心臟，這一擊，可謂一萬點傷害，直接影響到他今後的一生。乃至成年後，父親當時病重，痛苦就醫的情形歷歷在目，可見對他打擊非常大。
他父親得的啥病呢？1893年秋，魯迅父親再一次參加“高考”鄉試，他父親屢試不第。魯迅的爺爺又是一個很要面子的人，怕兒子再一次考試失敗。
於是透過賄賂監考官的方式想作弊，但是人家願意收錢但不願意開收條。買賣不成，友誼小船說帆就帆，合作失敗，人家揭發了。
魯迅他爹正在杭州參加鄉試，剛進考場就被抓起來了，結果試沒考成，還被革去了秀才。
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偷雞不成蝕把米！魯迅他爹在精神上深受打擊，抑鬱、憤怒，感嘆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為什麼別人的人生都是贏家呢？想不通，鬱鬱寡歡，只能借酒消愁。
喝到醉的時候還經常借酒發飆，甩筷扔碗，罵人。魯迅經常跑去廣街買鴨梨、蘋果、花紅之類給父親下酒。紹興人飲灑習慣，喜歡用水果來下白酒（燒酒），可見他爹喝的酒度數還不低。
這就樣，幾個月過去開始病倒，最後每況愈下，病入膏肓。到底是啥病？
在魯迅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描寫父親一些病症：水腫、嘔血、牙齦出血、何廉臣用敗鼓皮丸治療等。
從他父親得病的原因，狀態，還有後面的症狀表現。可以推斷他的病史肝病，而且是比較重的。
鬱怒傷肝、又長期喝酒傷肝，到後期、什麼肝硬化、肝腹水就來了。你看他病到後來都是肝病重症表現：吐血、肚子脹大、水腫等。
他爹病的那麼重，中醫搞不定，吃了很多中藥，他心理有陰影。當時，請了兩位診金高昂的人稱的“神醫”來看，開了不少方、用了不少奇特的藥，卻無一見效，最終父親還是死了。
而聽說那神醫還天天坐著驕子闊氣著呢、生活好得很、還康健，聽了如何不叫人生氣。
看他的文章《父親的病》寫到，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原文，再他看來，請到的兩味神醫，醫術不行，醫德不咋滴！你看，我爹被你們治死了，你們還過多那麼開心、那麼風光！可見他對醫生的印象非常不好，對中醫的印象也很不好，這就是他的童年陰影啊！再他後來的文章中父親的病中，他用了一個很不友好的詞來描寫他跟醫生的交往“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周旋啊，跟來看病的醫生周旋啊！
看到這。他不相信中醫，你能理解吧？他是一個受害者，父親的病逝，對還是青春期的他來說是一個巨大傷害，這個傷害變成了一種潛意識，在成年後，他從骨子裡就是不相信中醫，不信醫生的。你說這樣一個人，他不反對中醫，誰來反對！？
他父親的病，在中醫看來是膨脹病。是一種疑難的慢性病，古代中醫有四大難治之症“風、癆、膨、脆”。其中膨脹一證沒人敢說能治好，有諺說“神仙難醫膨脹病”。《黃帝內經》認為：五臟之氣表現在臉上，青黑如死草，是死症；黃色如枳實，是死症；黑色如煤煙，是死症；赤色像敗血，是死症；白色如枯骨，是死症。我們熟知的《扁鵲見蔡桓公》中，＂扁鵲望蔡桓公而還走＂，也是因為扁鵲從蔡桓公臉上的氣色，已觀察出病已不治。在古漢語裡＂走＂是跑的意思，可見即使是神醫，也怕擔上醫治不力的干係。魯迅由於對父親的死“也很抉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魯迅原話）。
再後來，跑去日本學西醫，原因就在這兒啊。用清代醫家吳鞠通的話說：“父病不知醫，尚復何顏立天地間！他爹的病已經是晚期了，都肝腹水了，放在今天無論中醫還是西醫一樣救不了。說回來，他是沒遇到好的中醫，如果遇到好的中醫可能還有一線生機，父親的病情得到改善，並延長壽命。
魯迅跑到日本學西醫，而在這時期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叫湯本求真的日本人他在拼命學中醫！湯本求真，1901年，25歲，畢業於金澤醫學專科學校，開始了西醫的行醫生涯。開始供職於醫院，後自己開診所。1906年，湯本求真的長女患疫痢而死。作為西醫生，看見女兒死去竟然無術醫治，使他深受打擊，精神幾乎絕望“恨醫之無術，中懷沮喪，涉月經時，精神幾至潰亂”
“餘少以親命學醫於金澤醫學專門學校，明治三十四年卒業，旋供職醫院，嗣復自設診所，從事診療。
至明治四十三年長女以疫痢殤，恨醫之無術，中懷沮喪，涉月經時，精神幾至潰亂。偶讀先師和田啟十郎所著之《醫界鐵椎》，始發憤學中醫。
經十有八年，其間雖流轉四方，窮困備至，未嘗稍易其志。
用力既久，漸有悟入，乃知此學雖舊，苟能抉其蘊奧而活用之，勝於今日之新法多矣。無如舉世之人，競以歐美新醫相矜炫。中醫之傳，不絕如縷。此餘所為日夜悼嘆者也。
既以稍明此學，不忍終默，竊欲振而起之，故不揣淺陋撰為是書，以俟天下具眼之士。”
他對西醫的信念動搖，一邊治病，一邊潛心學習中醫。後來立志復興日本漢方醫學，1927-1928年間，陸續出版《皇漢醫學》三卷，全書基本上是研究我國醫聖張仲景的經典著作《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書為主，成為日本皇漢醫學的一代宗師。
湯本求真，1930年，並廣招弟子，開山立派，弘揚漢醫。收徒大冢敬節（1900～1980）。
西醫畢業的大冢敬節1930年2月拜湯本求真為師，在臨床上去虛飾，重臨床實際，在經方研究與運用方面具有相當造詣。許多國人都受他影響，包括明國的許多中西匯通大家。現在很有名的黃煌也是學的這一派。
1972年9月，日本醫師會授予大冢敬節“最高功勳獎”，獎勵其為漢方醫學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
1981年，湯本求真的紀念碑在兼六園旁的金澤神社內落成，以彰顯他幾十年如一日為弘揚漢醫做出的卓越貢獻，他不僅在日本被譽為漢醫復興之父，而且被譽為中西醫結合的先驅。
其實魯迅的一生並不完全反對中醫，儘管魯迅早期對中醫進行抨擊，但他並沒有與中醫絕緣，反之還有所應用與研究。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時不時地用中醫方法療病。如日記載：1912年11月10日“飲薑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2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薑汁飲服之”；1916年1月22日“晚因肩痛而飲五加皮酒”。
從1912年起，在《魯迅日記》中，多處可見這種活動的記錄。這與魯迅身體多病有關，許廣平回憶：“以三十三歲的青壯年時代的魯迅，就因‘五日不處於憂患中’，折磨得他‘胃痛’‘神經亢奮’‘頭腦岑岑然’‘齒痛’‘頭痛身熱’‘咳嗽’，僅以1913年為例，這一年的1月、2月、3月、5月、8月、10月、11月、12月各月中都有害病的記載。”可見，魯迅因身體多病，亦不斷在中醫裡尋找辦法，表明他並沒有否定整個中醫學。
魯迅雖然有嘲諷中醫的言論，但同時也在讀一些中醫古籍，做過一些研究。如《魯迅日記》載：1914年9月12日“買《備急灸方附針灸擇日》共二冊”，；1915年2月21日“至書肆買《毛詩稽古編》一部八冊，景宋王叔和《脈經》一部四本”，；1923年2月2日“午後往留黎廠買景元本《本草衍義》一部二冊，二元八角”，；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書店寄到《巢氏諸病源候論》一部十冊”，；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師校講。往直隸書局買《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一部二本，一元四角”，；1927年8月2日“買《六醴齋醫書》一部二十二本”，此套醫學叢書包括《褚氏遺書》《肘後備急方》《元和紀用經》《蘇沈良方》《十藥神書》《加減靈秘十八方》《韓氏醫通》《痘疹傳心錄》《折肱漫錄》和《慎柔五書》等。
魯迅不僅多次去書局購買中醫書，而且還自己修補中醫書籍。如1927年8月12日的日記中寫到“下午修補《六醴齋醫書》”；同年8月17日“下午修補《六醴齋醫書》訖”。魯迅還將中醫古籍與其弟分享，如1915年7月29日記：“上午寄二弟信並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又《脈經》四本。”
由上可見，魯迅對中醫的病因學、脈學、針灸學、方藥學都有涉獵，購買這些中醫古籍恐怕不是為了批判而下此功夫的。1930年以後，幾乎未再見魯迅對中醫的批評，更多的是以平實的態度對待中醫：在生活中利用中醫藥為家人治病，將有效的方法向親友推薦，對中醫給予客觀的評價。
1930年8月30日～9月6日的日記裡，有4次魯迅寫到為兒子周海嬰往仁濟堂買藥。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談到魯迅為其治病的往事。魯迅用帶有“薄荷味”的“安福消炎膏”及芥末糊熱敷背部治療兒子的哮喘病，芥末糊更是他的一張“王牌”，往往“經過這一番熱敷，感到呼吸大為通暢”，其效頗佳。
許廣平在《追憶蕭紅》一文中記載，1932年，她揹著魯迅用烏雞白鳳丸治好自己患了幾個月的帶下病，使“魯迅先生對於中國的經驗藥品也打破成見，而且拿我這回的經驗告訴一些朋友，他們的太太如法炮製，身體也好起來了。像講故事似的把前後經過告訴了蕭紅先生”。
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中還回憶：魯迅與周建人兄弟倆在茶餘飯後，總有談話，常涉及《本草綱目》或中醫以生草藥治急病見效等。“魯迅非常稱讚《驗方新編》上的一些藥方，曾經親自介紹一位朋友用它治療孩子的疝病。他自己曾經生過‘抱腰龍’的病，在鄉間也用一種簡單的藥物治療好了。”“有時還把中醫中藥治病有效的點滴經驗，向醫學刊物寫出介紹。
他常常向周圍的人稱談過一種叫‘草頭郎中’的醫生，以為他們用幾樣簡單的生草藥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這些醫藥，因為沒有得到重視，所以不能更大地發揮作用，或者因為年久失傳因而湮沒無聞，對這一點他曾深表惋惜，以為沒有人來對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1956年10月發表於《新港》雜誌的《略談魯迅對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二事》，文中談到上海時期，魯迅與周建人常閒談，魯迅對《本草綱目》《驗方新編》稱讚有加，不僅“親自介紹一位朋友用它治療孩子的疝病”，魯迅自己的疝病也“用一種簡單的藥物治療好了”。在見識了白鳳丸的效果後，魯迅不僅“很熱心的向熟識的朋友介紹”，“有時還把中醫中藥治病有效的點滴經驗，向醫學刊物寫出介紹”。許廣平還說魯迅很佩服一種“草頭郎中”，“他們用幾樣簡單的生草藥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文章還寫到魯迅的“惋惜”：
但是這些醫藥，因為沒有得到重視，所以不能更大地發揮作用，或者因為年久失傳因而湮沒無聞，對這一點他曾深表惋惜，以為沒有人來對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周海嬰和許廣平的這些材料，似乎指向魯迅晚年的中醫觀發生了轉變，許廣平解釋這種轉變，是因為晚年魯迅“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已經會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武器” 4 。周海嬰、許廣平的材料和觀點被後來研究者一再徵引，尤其是中醫界研究者，將之視為魯迅中醫立場轉變的鐵證，每當中西醫論戰迴流之時，魯迅往往首當其衝。研究魯迅的中醫觀，首先要辨析周海嬰、許廣平的觀點。
魯迅在寫作時也常運用中醫之理來闡釋問題。如1930年發表的《好政府主義》：“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魯迅對中醫學的興趣和研究也一直沒有斷過，1933年4月25日還買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醫學史》。
隨著年齡與閱歷增加，魯迅對中醫藥的認識逐漸變得較為冷靜和全面，對中醫藥也有較為客觀的評價。1930年魯迅翻譯了《藥用植物》，《藥用植物》系《中學生自然研究叢書》的一種，讀者是以青少年為主的中學生。此書的翻譯可以說是魯迅晚年給予青少年的珍貴饋贈，與其對中醫的觀念的轉變直接相關。
他在發表於1933年的《經驗》中說：“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裡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築，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1933年他在《偽自由書·推背圖》裡說道：“本草家提起筆來，寫道：砒霜，大毒。宇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干生命的了。”
由上可見，魯迅早期確曾抨擊過中醫，但主要是批評中醫的某些缺點、某些不良的醫者和行醫之風，不是否定整個中醫。正如周海嬰所說，魯迅對於其父親的病，對於中醫藥的看法，僅僅是他個人所接觸的範圍，並不是對全國的中醫狀況進行判斷，他在文章中提到給父親治病的中醫用的藥是“敗鼓皮丸”，開的藥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對”等，治不好了就推給別人，或者推給鬼魂“冤愆”，魯迅對此十分反感。
他所反感、反對的是他所經歷的庸醫。引用魯迅的話反對中醫，這是斷章取義。並說：“我們家裡從來沒有拒絕過中醫中藥，對中醫一直都很相信。”值得一提的是，魯迅文章中一些批評中醫的言論很是辛辣，這與他的寫作風格有關，許廣平曾說“魯迅為了說明問題，有時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對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別強調得厲害。”
隨著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和進步，魯迅對中醫的認識和評價越來越實事求是。正如許廣平在回答一位讀者所問“為什麼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對待中醫中藥的態度和《南腔北調集·經驗》一文中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時所說：“我認為這一點也是由於魯迅思想發展的特點所決定的。《吶喊·自序》寫於1922年，這是魯迅思想的前期階段，那時魯迅還只是一個民主革命者，而《經驗》一文，寫於1933年，這是魯迅思想的後期階段，到那時候，魯迅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看問題已經會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武器了。所以得出來的結論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透過縱向梳理相關資料，可以看出，1925年之前，魯迅之所以批評中醫，一者因其父生病求治中醫未效，且耗費大量家財，致家道衰落而產生了“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不過，有學者指出，雖然“魯迅是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但他並不是全盤反傳統主義者，並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魯迅反對的是傳統文化的負面性”。魯迅即使在批評中醫的年代裡，仍在讀中醫之書，用中醫之法，感受中醫之效。
可見，魯迅對中醫學並非全盤否定，而只是抨擊其中的糟粕。隨著年歲的增長、閱歷的豐富，魯迅的思想水平不斷提高，在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武器後，能更全面、深刻地認識事物，從而也看到了中醫藥的真正價值和貢獻。1930年以後，魯迅對中醫的評價已相當客觀，且意有褒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