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學生，因為在豆瓣上寫了一條差評，被舉報了。

接到舉報的校方不得不對其進行「批評教育」，這位學生也不得不在豆瓣上發表致歉宣告：

被差評的是一本譯著，烏拉圭著名詩人、作家馬里奧·貝內德蒂（Mario benedetti，1920-2009年）的小說《休戰》。

差評寫於3月16日，評論全文為：

同時，高晗給這本書打了個兩星。

高晗的評價，說白了就一句話，譯者水平不行。當然，她並不是簡單地說不行，還舉了例子，指出問題所在。

這本書的譯者韓燁，碩士曾就讀於西班牙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西班牙藝術史系，至今翻譯出版了三本著作：《蒙臺梭利親子課》《對話博爾赫斯》《休戰》，其中後兩本都屬於拉美文學（西班牙語裔）範疇。

對於差評，韓燁說自己並非科班出身，有不足，願意接受批評：

但他同時也表示，自己因為這條差評而很不高興：

不管是打差評還是迴應差評，都在豆瓣的評論系統範圍內進行。

直到一位自稱是韓燁好友的人（據報道，應為譯者豆瓣好友，姑且稱之為豆瓣使用者A），在一番爭辯後，在韓燁並不知情的情況下，最終選擇了向高晗的學校舉報這則差評。

於是，校方「批評教育」了高晗，高晗發了「致歉宣告」。

事情的性質就變了味了。

舉報是可恥的

舉報者認為，高晗的差評，是「在豆瓣網上以毀謗和捏造事實的形式去攻擊《休戰》一書的譯者韓燁」。

也許，舉報者至今都沒意識到「舉報」有多可怕，在事情於網路上不斷髮酵後，這位豆瓣使用者A的好友（豆瓣使用者B），又跑出來替其發文稱：

其堅持認為，舉報是「可以選擇的途徑之一」「維護自身權益的一種方式」，是法律與程式規定了人們可以向校方反映任何問題。

問題是，「規定了」就能代表它就是一種「正當的」、「正義的」途徑嗎？就代表我們就可以隨意使用它，讓自己不爽的人閉嘴嗎？

難道這兩位豆瓣使用者會連舉報是一種「告密文化」下的齷齪行為都不知道嗎？

難道他們從來都沒有使用過差評嗎？

倘若被他們用過差評的作者、譯者，也去他們所在的學校/單位/公司舉報他們，讓他們閉嘴，他們也會這般堅持舉報的正當性麼？

想唐朝武皇時期，大興酷吏告密，朝堂百官一片惶恐，擅長告密的周興，最後也被另一位最擅長告密的來俊臣給「請君入甕」了。

透過舉報讓人閉嘴，不讓人說真話，甚至不讓人說話，從古至今都是一個卑鄙無恥的行為。

用舉報而非討論、協商的方式讓人閉嘴，實際是用一種高於個人的權力去侵害個人言論自由的權利。

為什麼言論自由如此重要？

英國哲學家約翰·穆勒在《論自由》這本書中給了我們一個清晰有力的答案。

穆勒認為，沒有誰能壟斷真理，想要確保某一信條為絕對正確無誤，除了長期不斷求證以外，沒有任何其他保證可以信賴。因此，只有言路一直保持開放，才能期望更正確的真理被發現。

無論是科學、文學、藝術、政治問題的討論，任何人都不應該壓制不同意見的發表。

可惜啊，在人類歷史上，對思想言論的打壓造成的悲劇比比皆是，甚至法律都被用來剷除那些最賢明的人和最崇高的學說。

比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因與他那個時代的公眾意見發生了衝突，竟被人們審判，被判不道德的罪名處以死刑。所謂不道德，不是指蘇格拉底的品行差，而是指他的思想影響了青年，在這樣的指控面前，蘇格拉底竟然就「有罪」了。

對於舉報者和支援舉報的人，大抵也是認為，差評會「影響」他人對譯著的評價，所以差評不應該存在。

可是，如果真知道差評會影響讀者的判斷，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消滅差評所指出的問題，而是事後消滅差評和給差評的人呢？

如果不讓給差評，不讓人說真話，那評分機制還有存在的意義嗎？

為什麼要有評分機制？

像豆瓣這樣的評分與評價機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並不少見。

你上淘寶買東西，會看評分和評價，也有可能給出自己的評分和評價。

這類機制的存在，就是給那些沒有看過、沒有買過這個產品的使用者提供參考資訊，讓使用者在交易行為發生前做出更理性的判斷。

而對於生產者來說，那些老老實實生產高質量產品的賣家，也能在評價中脫穎而出；反之，生產劣質產品的賣家，便會在差評中淘汰出市場。

評分機制，實際上源於我們現代生活的特性：

一是流動性大，人與人之間變陌生了；

二是分工更加細化，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深鑽。但分工越細，市場越大，交易雙方的資訊差也就越大。

流動性與分工，使得我們的生活充滿了資訊不對稱。

大多數情況，生產者都是資訊優勢方，因為他最清楚自己的產品和市場同類產品相比，是好是壞。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資訊劣勢方的買家，也成了交易中的劣勢方。

平臺也因此應運而生，像淘寶、大眾點評，以及豆瓣，屬性都是平臺，它們的存在就是為了減少生產者和使用者之間的資訊差，讓產品的好壞（真相）浮出水面，減少市場的交易成本。

豆瓣的圖書評分，就是這個道理。

類似的電影評分。也是如此。

像電影這類體驗型產品，它與物質型產品相比，不在眼前、無法觸控，為短暫、美好的體驗而消費。無論你知道得再多，你獲得的訊息也沒有電影製作方多，可能得走進電影院了才發現貨不對版，和宣傳片壓根是兩種感覺。

這時候，評分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

第一批觀眾把自己的觀後感分享出來。這個反饋給了你一個心理預期，你就會考慮需要耗費的時間、精力成本與可能收穫到的心理體驗是否成比，根據評分來進行決策。

豆瓣這類提供評分，以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的平臺，根本上就是抓住了「資訊不對稱」的現實，充當了一個「資訊甄別」的機制。

「資訊不對稱」是資訊經濟學中的概念，資訊經濟學是專門「對付資訊不對稱市場的學問，是不完全資訊的博弈。」

再比如，你去到一個城市租房，會與房東簽訂合同。這個過程中，雙方都知道的叫做「公共資訊」，比如房間大小，傢俱佈置；當然了，也有一些一方知道、另一方不知道的資訊，這部分資訊，就叫做「隱蔽資訊」。

因為這些隱蔽資訊的存在，就可能出現欺騙（不講真話）與違諾（違背諾言）的行為發生：也許這個房東曾經胡亂剋扣押金不還，也許這個房子裝置陳舊，或是個隔斷房。

這些都會因為兩方之間的資訊差，使得一方有佔便宜的動機，另一方無形中吃了虧。

再以電影為例，一部電影給出高大上的預告片，把大家都吸引進了電影院。可進了電影院你發現，預告片就是這部電影的全部了，這不就虧大了嗎？

圖書也是，一本書，封面設計精美，腰封上寫滿了名家推薦，但你買了以後，翻了幾頁，大呼上當：這寫的什麼玩意兒。

評分的作用這就出來了，在你買書之前，看看評分，再三思量。

我們透過獲取到的資訊（評分）來將好書與壞書區分開來，將那些自己可能感興趣和不感興趣的電影區分開來，這在資訊經濟學中稱為「分離均衡」。

美國經濟學家斯賓塞（Andrew Michael Spence）所提出的「斯賓塞模型」，就應用到了分離均衡。

一個好的評分體系會實現分離均衡，你能夠較為準確地區分出你要的部分，可如果這個體系不太完善，就容易陷入「混同均衡」中。

「分離均衡」要實現好，並不容易。

因為現實中，不少因素都在干預這類讓人講真話的機制。

比如，透過權力手段干預自由的評分機制，讓人閉嘴，或者不讓人寫差評，圖書一出來都是高分，彼此間差距不大，無法辨別優劣，最後傷害的其實是市場本身，也是我們每一個使用者。

但反過來，如果一個機制能夠更有效的讓人講真話，讓好的東西不好的東西分離開來，這樣的機制也會更加受到人們的歡迎。

比如說，我們想知道一部電影的評價如何，大多會開啟豆瓣看看。事實上，微博、貓眼這些平臺都有提供電影評分，為什麼我們更傾向於選擇豆瓣？

這是因為，豆瓣更傾向於是一個大眾評分機制，豆瓣創始人阿北也曾寫過一篇《豆瓣電影評分八問》，來向用戶解釋這個機制的純粹性。相比之下，微博更偏向社交，貓眼則偏向宣傳，評分也就不那麼客觀了。

講真話對於市場是重要的，對於人類社會更是如此。

就像穆勒對言論自由的必要性所歸納的那樣：

（1）即便某一意見被壓制而至於沉默，但那個意見有可能是正確的；

（2）即使被壓制的意見是錯誤的，它也可能或確實包含部分真理；

（3）縱然公認意見是全部真理，除非它經受了極其有力的挑戰，否則大多數接受它的人抱持的僅僅是一種成見，對其為什麼正確的理性根據毫無理解或體認；

（4）信條本身的意義也將失去，由於這種真理僅僅剩下形式，對人毫無益處，從而妨礙了真誠的信念的生長。

只有言論的多樣化，才能使真理的各方面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無論在政治、文化、科學還是其他領域，言論表達自由對於人類的精神幸福來說，都是必要的。

就此而言，用舉報來傷害言論自由，不僅愚蠢，而且是壞透了。

要知道，若差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