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2年的秋季，大理寺卿的一份奏摺，送到了李世民的手上：“這是390名即將問斬的罪犯名單，請陛下審判。”

按照唐代的律法，執行死刑的犯人，必須經過皇帝的親自同意，才能夠行刑，然而李世民接到了這份詔書，卻沒有同意或者是拒絕，而是放在一邊，要求下長安城的天牢看看。大臣們面面相覷，不知道唐太宗的腦袋裡賣的是什麼藥。

等下了監獄，不難想象，四處都是跪著求皇上開恩，讓其饒恕自己一命的犯人，李世民轉了一圈，回到皇宮，卻突然對刑部下了一道命令：將這些死囚釋放，讓他們回家和親人團聚，次年再回到京城行刑。

御史們聽到這個訊息，大驚失色，紛紛力言不可，關押在天牢的這些犯人，哪個不是膽大包天的亡命之徒，怎麼會規規矩矩遵守朝廷法度呢？逃跑事小，如果放回去繼續禍亂鄉鄰，擾亂社會治安，那危害可就大了。

然而李世民聖意已決，刑部只能照做，當死囚們知道自己有了回家過年的機會，也是無比感激，紛紛磕頭謝恩，趕緊跑回家去了。

說來也奇怪，根據唐朝各地的縣衙回報，這些被放回家的死囚，竟然還真就遵規守矩，老老實實，幫助家裡人收糧食，幹農活。。。然而接下來的問題也出來了，他們真會來到京城送死嗎？

結局卻是出人意料，等到了規定的時間，這些犯人，竟然還真就從家鄉返回了都城長安，到刑部報道，只有一個人缺席，經過調查才發現，原來他趕路的中途崴了腳，但是也坐著牛車，堅持來到了刑部，至此390人全員到齊，一個不少。

此時的劇情，也發展到了高潮，當唐太宗看到了到齊的犯人，卻當場表示，為了嘉獎他們的誠信，這些犯人一律被赦免，一時間人人歡呼，大夥對於唐太宗的感激，更是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起看上去和心靈雞湯一樣的故事，在《舊唐書》和《資治通鑑》中也同樣被記載，然而到此就結束了嗎？答案當然不是，史學家們可沒少爭論過。

從明面上來看，釋放死囚，正好體現了唐太宗誠信待人，寬宏大量的性格，白居易專門寫了一首《七德舞》歌頌李世民的功勞，其中就有這麼一句話：“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而唐朝著名槓精韓愈卻並不這麼認為，他專門寫了一篇《縱囚論》反對唐太宗的做法，其中有著如下的文字：“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在韓愈看來，誠信本來就是君子之間的事情，然而李世民卻將其放在罪大惡極的死囚上，這怎麼行呢？如果做錯事不需要付出代價，這要那些受到了死囚犯迫害的平民百姓如何感想？李世民的舉動，豈不是對唐代法律的一種褻瀆？

從如今的角度出發，韓愈的想法，顯然更加有深度。

至於李世民本人，是否明白這一點呢？身為明君的他，多少也是應該知道的，然而還是選擇了這麼做，這就不得不提到在前一年所發生的張蘊古事件。

631年8月，河內人李好德“妄為妖言”，對唐太宗口出不敬，按照唐律應當處死，大理寺官員張蘊古在稽核後，卻認為李好德“得心疾”，也就是有精神病，因此“法不當坐”，沒有判處其死刑。

結果唐太宗卻受到御史舉報，李好德的哥哥，相州刺史李厚德，正是張蘊古的老鄉，後者因為包庇，才沒有判處其死刑，這惹得唐太宗勃然大怒，隨即將張蘊古拉倒長安街斬首示眾，並對大理寺審理案件的官員進行懲戒查處。

正是在這起案件之後，原本唐朝每年不過數十人問斬，結果到了632年，竟然有390名犯人要殺，大理寺官員為了擺脫包庇嫌疑，因此儘量從重出發，這顯然是不符合唐太宗心意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要進行這場政治秀的真正原因，而在此之後，唐太宗更是下達了“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指示，從此死刑制度在唐代，也逐漸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