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陝西安康石泉縣池河鎮譚家灣村有一個名叫譚福全的農民，老伴名叫傅遠香，兩人共生育有五個女兒一個兒子。

譚福全原先在漢陰縣楊家壩農場務工，做過文書、會計工作；老伴則在家做“全職太太”，做家務、拉扯孩子。

生活雖然清苦，卻也其樂融融。

為了補貼家用，每有空閒，譚福全都會帶著孩子跟隨其他村民一道在池河河邊淘金。

1984年的冬天特別冷。

譚福全的四女兒譚可菊回憶，那天是12月20日，寒風刺骨，一般人家都不願出門。但那天老爸還是帶著二哥、二姐、三姐到池河岸邊淘取沙金。

當天下午，他們挖出了一個兩米多深的“金窩子”。

譚福全的兒子譚可寶一鏟一鏟地往下挖，突然之間鏟子碰到一個堅硬的東西，發出了清脆的聲音。

譚可寶停止了挖掘，俯下身察看，用手指摳出了一件黑乎乎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呢？

譚福全用河洗乾淨了，一看，原來是一枚和真蠶大小一樣的“金蠶”。

一家子頓時眉開眼笑，歡喜不盡。

回家後，老伴傅遠香專門找了個木匣子，用紅布包裹好“蠶”寶寶，小心收藏。

“我們家淘了個金蠶子，鄉里鄉親都來看稀奇，瞅熱鬧。”傅遠香回憶，後來縣上一個領導在鎮幹部的陪同下也來查看了金蠶子，說這枚蠶的材質是銅，外層鍍了金，為鎏金銅蠶，但是否文物還不大清楚，得聯絡省上專家前來鑑定才知分曉。

譚福全的四女兒譚可菊回憶說：“我爸立馬錶示，如果金蠶子是文物，就把它無條件捐獻給國家。”

當天晚上，石泉縣廣播電臺簡短地報道挖掘出土鎏金銅蠶的訊息。

訊息傳出，許多金販子和文物販子聞風而動，紛紛來到譚家，表示要高價收購這件寶貝。

譚可菊說：“除了跑到我們家裡來的金販子和收麻錢的（文物販子），我家還收到不少信件要收購這件‘寶物’，出價最高的竟然達到了八千塊，但我們一家人誰都沒有想賣金蠶子的念頭。”

老實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八千元算是一筆鉅款了。難得的是，譚家經受住了誘惑。

但是，縣領導承諾聯絡省上專家前來鑑定的事一直沒有下文，鎏金銅蠶一直放家裡保管也不安全。

過了大半年，即到了1985年9月，譚福全坐不住了，決定親自帶鎏金銅蠶到省城找專家鑑定——如果是文物，就無條件上交國家；如果沒有文物價值，就賣掉算了。

可是，從石泉到省城西安，來回路費再加上路上吃食開銷，得大大幾十元錢，譚福全卻拿不出這筆錢，怎麼辦？

思前想後，譚福全最終還是狠起心，厚著臉皮向堂妹譚福蘭借了50元錢，在時任石泉縣計劃委員會主任胡仕佳的引導下，懷揣著鎏金銅蠶搭乘車趕往西安了。

回到家裡，老伴傅遠香問起專家對金蠶子的鑑定結果，譚福全說專家“還要深入研究”，沉默了半晌，又補充了一句“交給國家就安心了。”

專家深入研究後的結果並沒有直接通知譚福全。

到了第二年（1986年）夏天，譚福全到石泉縣城詢問胡仕佳，胡仕佳才告訴譚福全：上交給省博物館的鎏金銅蠶經北京考古專家鑑定，屬於國家一級文物，已送到北京，收藏在國家博物館裡了。

金蠶子已經上交國家，一切都與譚福全無關了。

譚福全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同時又洋溢起一種淡淡的幸福。

2000年春節期間，譚福全由於長年勞作、疲憊過度，不幸身患肺癌，終因經濟困難、未及時入院治療於三月十六日去世，年僅六十三歲。

譚可菊說：“病重期間，我爸和我媽一再勸導我們，不要給當地政府和上級組織添麻煩，以至於他老人家去世的訊息在很多年後才被社會知曉。”

2017年5月14日，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開幕式上有這樣一段講話：“2000多年前，我們的先輩篳路藍縷，穿越草原沙漠，開闢出聯通亞歐非的陸上絲綢之路。古絲綢之路打開了各國友好交往的新視窗，書寫了人類發展進步的新篇章。中國陝西曆史博物館珍藏的千年‘鎏金銅蠶’，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千年沉船‘黑石號’等，見證了這段歷史。”

當日，“鎏金銅蠶”的名字刷爆了朋友圈，成為“陝西網紅”。

的確，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位平凡卻又偉大的勞動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