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期，有一種主流的說法是，北宋亡於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也是被後來歷代文人視為亂臣之人，的確，王安石變法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好，也存在著諸多弊端，但是把一個國家的滅亡甩鍋給一個人是不是太牽強了。

可以說北宋被滅比較突然，南方方臘反叛，大量精銳禁軍南下平亂滯留。西軍攻入西夏深處拓邊來不及回援，北軍因童貫被殺群龍無首才被金兵直接突入。不過宋朝損失的只是大部分皇室和中央官僚，軍隊和地方組織沒有被破壞。所以趙構才能跑到南方為宋朝續命。

北宋持續167年，期間一直在北部屯駐重兵，抵禦遼、西夏以及女真，國家財政在仁宗時期已經入不敷出。北宋兩次改革失敗，主要原因還是皇帝魄力不足，無法始終堅定的信任改革派。王安石變法之所以會演變為黨爭，其源頭在神宗以及宋室皇家所信奉的“議論相絞”，喜歡看不同派別的人相互掐架，導致黨爭愈演愈烈，相互掣肘。所以說這種甩鍋理論更多的是趙構的做法，不然趙構總不能說，北宋滅亡是自己父兄太無能了吧？

客觀的說，北宋到神宗之時不是要不要變法的問題而是怎麼變法如何變法的問題。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是對的，但是王安石變法也的確是有缺陷的，就是在政治領域舉措很少，變法主要集中在經濟和軍事領域而政治軍事和經濟必須平衡發展缺一不可，王安石變法缺乏政治領域的舉措估計是受了慶曆新政失敗的影響。

歷來說王安石變法是造成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其實並不公正客觀，實際上北宋的滅亡主要是變法沒有成功，人們在打破一箇舊制度的同時必須及時建立一個新制度來彌補空缺，而北宋的變法發展到後期純粹變成了新舊兩派攻擊對方的工具了，這樣一來變法的積極意義就不存在了。加之徽宗上臺後重用的都是心性險惡之徒，在他們手中新法不過是個人謀利的工具而已，後來正巧又遇到了金人的入侵北宋當時又太虛弱所以只有滅亡一途了，只是可惜了當時的老百姓了！

再者王安石自身性格缺陷也是一個原因，不知變通，一些人支援變法，但有不同觀點，結果一樣被打擊，而那些聽話的人，王安石也不考察人品才能怎麼樣，大多留用，導致的結果就是，變法舉措到了地方就變了味，比如，政府出錢借貸給百姓並收取利息，富民不願意借貸（一來不需要，二來不願意揹負利息），可是主政者為了完成放貸指標（可能不僅有錢數指標，也有人數指標，範圍越大越好），所有老百姓都要配給借貸額度。同時，為了防止百姓逃跑違約，強令貧民富民互相擔保。貧民一旦破產，無法還本償息，只好逃跑；而富民因為有產業無法逃走，同時又為多個貧民擔保，只好承擔逃跑者的貸款。天長日久，貧民都跑乾淨了，富民也淪落成貧民了。

類似的情況太多了，本來變法確實能北宋變大變強，但是在實施過程中，無一例外的犯了大忌，本拉就是觸動了北宋統治的根基，是打壓貴族實惠農民的政策，最後由於實際的施政者變樣的實行，重擔全部分攤到了農民頭上，這樣下來，農民和貴族都得罪了。傷貴族加速變法的失敗，同時還了傷農民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只能說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太超前了，王安石應該出現在晚清，但是王安石在錯誤的時間帶著一群錯誤的人進行了超前的改革，當時王安石進行改革，雖然大宋國庫增加了不少，但是大部分人反對，王安石只能提拔小人，王欽若就是一個，蔡京也是，而且王安石個人私事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太執拗了，歐陽修是王安石的恩師，歐陽修對變法提拔了一點意見，直接把歐陽修貶出了京城，而且把韓琦也趕走了，韓琦是什麼人，宋英宗，宋神宗能當上皇帝韓琦有定策之功，應該要客氣一點，還有就是王安石私下裡搞起了黨派，所以從此北宋就是新派舊派鬥爭不停，宋神宗去世，高太后輔政，然後趕出新派，重用司馬光為首的舊派，宋哲宗親政，重用新派，把舊派都被貶了，哲宗死了，向太后又開始用了舊派，宋徽宗親政又用了新派，黨爭不斷。總的來說，變法就是打破舊制度，建立新制度，必大智大勇者不可，王安石實施變法其本人性格及能力有缺陷，導致朝堂黨政之爭，亂用奸佞小人，地方官吏貪汙腐敗強攤百姓，徽宗神宗皆不是治國之君，變法非一人一時之事，變法失敗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