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除了在1916年派遣兩個炮兵營前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支援土耳其軍隊，共同對抗英國軍隊之外，奧匈二元帝國的軍隊沒有在任何海外殖民環境下效過力。然而在19世紀，哈布斯堡海軍不斷擴張，確保其由武裝海軍士兵組成的先遣登陸部隊不至於默默無聞。在世紀之交，中國發生的一些事件似乎證明，發展尚處萌芽狀態中的海軍絕對是明智之舉。
11個西方公使館在1900年夏天遭到的大圍攻有許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西方的貪婪，他們把日漸衰落的中國當作殖民擴張過程中的搖錢樹。尤其是新教傳教士們在中國的活動讓中國當局和人民深惡痛絕。一個秘密愛國團體開始興起，這便是義和團。面對西方勢力，他們仍堅決維護中國的價值觀。
奧地利水兵住在公使館樓上的三間房裡，安頓好後便把“森塔”號艦上的一面戰旗升至屋頂。他們把馬克沁機槍安置在大院主人口對面的一塊木頭上，然後一位見習軍官手下的8位水兵則被派去保護距離奧地利公館僅8分鐘路程的比利時公寓。第二天，也就是6月4日，託曼和溫特海德與訥色恩的會話結束，準備搭乘火車返回天津，但是此時義和團已經佔領了北京、天津兩個車站並中斷了所有鐵路交通。
訥色恩與託曼商議後決定傳送電報請求增派一支由70名精兵強將組成的分遣隊前來支援。“森塔”號艦的副舵科特威茨·馮·科茨查克收到了電報，他聽到訊息後十分震驚，因為他一直在等待託曼的返程訊息。這是北京第一次向外界發出的求救訊號，其他公使館需要兩天時間和他們的政府商議，等商議結束後，所有的鐵路和電報連線早就已經徹底被毀。
奧地利水兵們沿著公使館12英尺高的圍牆拉起環形防線驅逐中國哨兵。這些哨兵站在每個公使館外面，他們彰顯了中國皇家的傳統“禮節”，但是將他們當作是越來越多的敵對分子和公使館之間的壁壘，其實毫無用處。博恩堡是一位年輕帥氣的奧地利見習軍官，他試著在哨所之間安裝電線，並且設立了許多的捕人陷阱。訥色恩的網球網也被用來掩護部分環形防線，一開始這些防範措施還會引起一些有趣的烏龍事件，比如有幾個公使館成員就掉人過博恩堡設下的捕人陷阱。
但一位日本公使館的當地工作人員被捕，並在火車站附近被斬首的訊息給每一個人敲響了警鐘：嚴酷的挑戰即將來臨。6月13日晚上，一大群人在攻擊並燒燬了美國福音堂後，來到了奧地利公使館前面，大聲高呼著可怕的口號：“殺！殺！”溫特海德和5個水兵躲在屋頂，命令水兵一齊向人群射擊。在第三次掃射結束後，150米外的人群安靜下來，紛紛散去。
雖然馬克沁機槍沒有發射子彈，但是曼利夏步槍的效果也著實令人欣慰。兩位英國女士德貞小姐和米爾斯夫人從羅伯特·赫德的辦公室前往奧地利公使館尋求庇護。羅伯特·赫德是歐洲海關一位高階官員，也是一位老中國通，他認為奧地利公使館才是她們最安全的地方。
義和團的舉動成了矛盾的催化劑，也是攻擊公使館的勇敢嘗試。這些公使館受到八國分遣隊的保護，圍攻期間，發生在遙遠北京的事情已經佔據了歐洲各大報紙的頭條。奧地利在此次圍攻中影響甚微。幸虧此次事件參與者都是名人，因此我們對這次行動有詳細的記錄。最近在維也納出版的一些個人回憶錄中呈現了一個遲來的、寶貴的、有悖於傳統敘述的觀點。
傳統的敘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泰晤士報》記者G。E。莫理循博士的影響。他對整個圍攻事件的描述主導了大多數西方人士對此事的敘述。但是，莫理循對奧地利的描述是帶有成見的。一位名叫溫特海德的奧地利海軍上校，當時正在中國服役。他稱莫理循的描述為“一個帶有偏見的陳列櫃”。＇但是鑑於《泰晤士報》在20世紀的極高威望，後來的許多作家，如彼得·弗萊明，都沒有對此深人探究，而是傾向於採用莫理循的敘述。
奧地利分遣隊僅由來自奧地利巡洋艦“森塔”號上的30名水兵組成。該巡洋艦的指揮官是託曼·馮·蒙托馬爾上校，他和特奧多爾·馮·溫特海德少校一道回覆了奧匈帝國公使館6月2日發出的緊急要求“直接磋商”的電報。奧地利公使館工作人員的想法，我們不得而知。北京當時的治安形勢日益惡化，與此同時工作人員和中國政府的官方關係也每況愈下，針對中國基督徒的攻擊事件與日俱增。
溫特海德和託曼都想著在磋商結束後返回巡洋艦。於是，他們倆把軍裝留在艦上，換上平民的衣服出發去磋商，並非是莫理循後來所寫的去度假或者觀光。陪同溫特海德和託曼的是一支由30名水兵、2名見習軍官和2名其他軍官組成的部隊。其中資格較老的約瑟夫·科拉爾少校指揮分遣隊，並且分遣隊還配備了一挺馬克沁機槍。這是一種防備性部署。科拉爾率領的分遣隊將繼續留守北京，而託曼和溫特海德則返回並商量決定是否有必要增派援軍。
按照緊急電報的要求，420名戰士在6月1日至3日抵達北京，保護公使館。奧地利分遣隊規模雖小，但卻為部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奧地利分遣隊規模不大的原因在於，帝國和皇室外交部嚴禁託曼的部隊規模超過1898年派遣的公使館護衛分遣隊的規模，當時僅有30人。奧匈帝國的外交家們對派遣大規模軍隊憂心忡忡。在那個需小心謹慎地對待任何政治事件的年代，維也納不會無端加劇這種緊張氣氛。幾周後，通往中國內地的要塞大沽口，爆發了戰役。
此間，奧地利“森塔”號巡洋艦上剩下的水兵都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然而也正是從那時起，兩國之間的戰爭正式拉開帷幕。將近160名海軍五等兵－幾乎是全艦一半的兵力—在一些德國水兵的幫助下，向防守嚴密的中國陣地發起了第一波進攻。紅白紅拼色奧地利戰旗作為第一面樹立在堡壘上的西方旗幟，宣告著戰爭的結束。對於“森塔”號戰艦大部分配備了高效曼利夏步槍的克羅埃西亞水兵來說，這真是一個幸運的開局，他們配備了高效的曼利夏步槍。
當時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碰巧比其他歐洲國家的政策更加符合北京的最大利益，但哈布斯堡王朝的軍旗居然是這次戰鬥中升起的第一面西方旗幟，這多少有點諷刺的意味。到1895年，中國大部分外圍領土已經被瓜分，而中國與日本的一場災難性的戰爭更是進一步助長了其他國家的貪婪慾望。1897年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以此為藉口強行佔領了青島和山東的一些礦區作為賠償。
在這場不體面的利益範圍的爭奪行動中，只有一個歐洲國家態度冷淡，對以瓜分中國領土獲得自身利益的行為不感興趣，那就是奧匈帝國。其實奧匈二元帝國對中國的興趣和認知要早於所有的對手國家。首次把關於中國這個地大物博的國家的情況帶給了廣大歐洲民眾的是一位施蒂利亞耶穌會神父。
當時斐迪南二世想盡辦法約束耶穌會的力量，以此來確保王朝軍隊在格拉茨的勝利。格拉茨是內奧地利的首都，1625年，威廉·恩理格出生於此。恩理格在他家鄉是開普勒傳統學派的優秀學生，後來他加入了耶穌會併成功到達中國內陸，將教會的知識和屬靈恩賜這種理性而又靈性的“禮物”介紹給中國官員。
後來恩理格被任命為朝廷數學家，教授康熙皇帝的數學。他還寫了很多關於儒家哲學的書，至今仍被奉為權威經典。200多年以後，奧地利帝國與中國的關係一直比較暖昧。一方面，歐洲（西方）團結一致要求奧匈二元帝國支援被《泰晤土報》稱為“偉大的嘗試”的中歐關係；另一方面，奧地利帝國對中國事務持理智的超然態度。可能這兩個國情異常複雜的沒落的國家之間有著一種潛意識的親密關係。
1879年之後，德國成了奧匈二元帝國的同盟國。儘管這是一種純粹的防禦同盟關係，但理論上還是鼓勵兩國在海軍方面展開合作。對手帝國和重朝的海軍來說，在公海上的冒險活動是獲得在亞得里亞海域之外異國海域活動經驗的好機會。亞瑟·馮·訥色恩奧地利對中國的矛盾感情主要來自亞瑟·馮·訥色恩的檔案。
亞瑟·訥色恩是奧匈帝國駐華公使館的第一秘書和駐北京臨時辦事處代理。訥色恩系英裔奧地利人，這種出身註定了他會成為這場圍攻中最具洞察力的西方人之一。他生於1862年，曾求學於維也納大學和牛津大學，並獲得了萊比錫大學的博士學位，漢語說得十分流利。在奧地利資深外交家齊韓男爵休假期間，訥色恩便代替齊韓公使管理公使館。
在圍攻結束幾周後，訥色恩寫道，中國人的仇外感情在意料之中，“考慮在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開始頻繁接觸的60年裡，她體驗到的只有傷害和恥辱”。“我們歐洲人沒有想到中國人也有和我們一樣的愛國主義情感，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對於訥色恩來說，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情有可原，它是歐洲國家貪婪所導致的合理結果。他曾寫道：“如果我是中國人，我也一定會成為義和團的一員。”
他批判了西方傳教士們的偏執狹隘，並將其與對基督教的單純漠視作為對比。早在義和團設定“抵制一切外國事物”的基調前，中國人就已經表現出了這種漠視。這些觀點不可避免地會和外交界中具有“殖民地化思想”的成員的觀點產生衝突，尤其是英國公使克勞德·麥克唐納。他是一名強硬的蘇格蘭人，曾經服役於蘇格蘭高地輕步兵團。隨著義和團運動愈演愈烈，奧地利和英國兩國公使館之間的關係也變得十分緊張。
結語
大約在凌晨2點，義和團再次對奧地利公使館發動攻擊，但是遭到馬克沁機槍的一陣掃射，不得不匆匆撤退。奧地利人原以為天一亮他們將看到屍首遍地，然而令他們沮喪的是，在現場只發現了幾個殘破的火把和一些零星的血跡。原來義和團為了保持其刀槍不人的神話，趁著黑夜把傷亡人員全部從事發地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