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德國統一是歐洲歷史中上演的最為精彩紛呈的外交大戲之一，也是俾斯麥外交的輝煌成就。俾斯麥成功的外交活動為德國的統一打開了大門，同時也奠定了俾斯麥外交模式的雛形。
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成立是透過三次王朝戰爭建立的，分別是：德丹戰爭（1864）、普奧戰爭（1866）、普法戰爭（1870）。三次戰爭首尾相銜，每一次戰爭都為下一場戰爭埋下了伏筆，形成一個流水線式的完整體系，最終實現了帝國的統一。這便是俾斯麥外交中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事件中的“一環”時，俾斯麥看到的卻是事件所代表的整個“鏈條”。在整個統一運動程序中，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爭端成為俾斯麥在統一期間外交活動的首秀。
二、德意志統一思想的萌芽、大小德意志之爭
從19世紀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德意志民族對“自由和統一”的呼聲越來越高，成為德意志各階層人士共同心願。從耶拿大學生運動，到漢巴哈大會的舉行，再到1848年德意志革命風暴，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召開，追求“民族、民主”成為德意志民族的時代主題。其中，民族統一問題是最為迫切的問題。
正是在這種統一思潮的有力推動下，德意志民族意識廣為覺醒。大量冠有“德意志”字樣的社會團體不斷湧現，如：“德意志經濟學家協會”、“德意志民族協會”等。這些社會團休的出現一方面如實反映了德國社會普遍的訴求和心聲，一方面也起到了團結各個階層人士，共同推動民族統一運動發展的重要作用。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廣泛興起和對國家統一的熱切期盼，是這一時期俾斯麥外交活動的社會基礎和輿論支援。
當時德國各界存在著“大小德意志之爭”，爭論的實質就是奧地利的地位問題。奧地利憑藉歷史上形成的傳統威望和強大實力，在德意志一直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在德意志統一的問題上，不少人士普遍存在著“奧地利情結”，希望奧地利扛起統一的旗幟，成為德意志民族的發言人，而奧地利一直以來也以德意志事務的主導者和領袖自居。但是由於其自身的多民族性質，也讓一些人認為奧地利的“成分不純”，有奧地利存在的德意志國家將不是純粹德意志民族的國家，而且也容易將民族問題引入到未來的國家框架中，成為沉重的負擔。
除此之外，在普魯士和西北部的一些邦國裡，資產階級從權力政治的角度出發，普遍希望由普魯士出任領導者，極力排除奧地利的影響，把新德意志帝國視為普魯士的擴大和延伸。總之，在普魯士統治者們看來，德國一定要統一，但統一一定不能由奧地利來統一。在統一的問題上，普奧矛盾加深，在俾斯麥看來，奧地利已經成為了統一程序中的障礙，它絕不會輕易放棄在德意志的地位和發言權。能否全力打壓奧地利，樹立普魯士國家的最終權威，成為了統一運動成敗的關鍵。
三、初上臺的俾斯麥
俾斯麥上臺之後，“憲政衝突”還遠未結束。俾斯麥上臺的契機，是威廉一世在“軍事改革”問題上與自由派和進步黨人佔據主體的議會下議院的爭端。由於議會中資產階級人士的抗爭，威廉一世的軍改法案走進了死衚衕，國王和議會都不願讓步。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俾斯麥作為國王的忠誠擁護者和強硬派人士登上了普魯士政治舞臺。在他的政治操作下，利用所謂的“漏洞理論”（即由於憲法上的不完善造成立法上的漏洞，聲稱由於國家事務不能停頓，雖然兩院意見不一，政府仍須進行工作，並在預算未得到透過的情況下支付必要的開支），無視議會的權利，在資產階級自由派一片痛斥非議中堅持完成了普魯士各項改革和建設事業，力求把普魯士打造成為擁有強大戰爭機器的國家，以實力為後盾，作為與各國外交周旋的資本，為未來的統一戰爭做足準備。
俾斯麥具有過人的洞察力，他始終把握著國內自由主義勢力的複雜心態：一方面，他們要求實現憲政目標，維護自身的權利，提升政治地位，擴大議會的發言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制；另一方面，他們受國內政治大環境的制約，無法實現資本主義真正的飛躍，因此在所有的群體中，這群人也是對政治統一呼聲最高的。
面對這樣一種狀況，俾斯麥採用了多重手段來應對，一是秉承“波拿巴式專制主義”的衣缽，堅決打壓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治要求，同時在工商業領域實行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快發展，解放生產力，用來平衡他們的激進要求（政治上打壓、經濟上支援）。但最重要的是，俾斯麥始終握有“民族統一”的王牌。他深知，在民族統一事業大局的感召之下，資產階級最終會對他的種種越界作派“開綠燈”。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統一，不僅僅關乎德國前途命運，更是普魯士政治體制和以威廉一世、俾斯麥為首統治集團存亡的重大問題。隨著以下議院為陣地的資產階級的步步緊逼，俾斯麥需要轉移他們的視線，激發民族主義熱情，把階級矛盾用國家和民族利益掩蓋起來，減輕對普魯士政府的衝擊。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爭端，恰恰為俾斯麥的這種策略提供了有利的機遇。
四、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爭端
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爭端起因是丹麥國王破壞歐洲各國制定的《議定書》，在丹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強行要求擴大在三個公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勞恩堡）的特權，實際是要求將三公國併入丹麥。丹麥國王單方面的破壞行為引起了歐洲各國普遍的不滿。這次事件對於普魯士來說意義非凡：首先，這個事件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焦點，抓住這次事件帶來的機遇，點燃民族熱情，為普魯士接下來領導下的統一運動煽風點火；其次，德意志國家對這起事件的態度將決定誰才是德意志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對此，普魯士絕不能等閒視之；再有，在這一問題上的堅決立場將有效使普魯士國內資產階級自由派人士在民族大義面前乖乖就範，為他們的不滿情緒找到洩洪的閥門，穩定因“憲法衝突”所引起的統治危機：最後，把對丹麥的軍事衝突當作“練兵場”，在實戰中檢驗普魯士軍事改革之後的實際戰鬥力。
五、俾斯麥的外交戰略規劃
此次事件的亮點在於，俾斯麥在1864年同奧地利在柏林簽署盟約，共同向丹麥發難。奧地利沒有及時看清俾斯麥的意圖，貿然答應。普魯士同宿敵奧地利的結盟引起不少人不滿，但俾斯麥堅持己見。俾斯麥的用意有二：一是奧地利的實力和影響力依舊強大，普魯士雖然野心勃勃，但也不能夠隨意造次。因為此時奧地利的力量依舊遠在普魯士之上。因此最好的選擇是在不惹怒奧地利的情況下，先承認奧地利的領導地位，在德意志打造普奧“二元領導”的格局，慢慢積聚力量，以圖日後給予奧地利致命一擊；二是透過這次合作，為下一次製造普奧爭端埋下引信。
在日後的時間裡，他便開始施展絕對孤立政策。事件發生時，法國深陷墨西哥，不能自拔；英國沒有歐陸大國共同行動，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最多會擇機出面調停斡旋；普奧此刻也形成了同盟，共同作戰。此時最不確定的就是俄國，因為俄國長期以來堅決反對德意志染指北海和波羅的海，出兵丹麥必然會驚動沙俄的神經。但是1863年波蘭起義對俄國造成不小壓力，俾斯麥抓準了機會，以高調的姿態對俄國表示支援，以此換來了俄國對普奧在丹麥行動的預設。至此丹麥孤立無援，在接下來的戰爭中徹底失敗，被迫屈服，於10月30日在維也納簽訂了和約。
六、事件餘波
戰後有關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的解決上，俾斯麥再一次證明了自己過人的戰略眼光。1865年8月14日，普奧簽訂《加斯泰因協定》，主要內容是與普魯士接壤的荷爾斯泰因由奧地利管理，石勒蘇益格則由普魯士管理，勞恩堡公國乾脆以250萬塔勒（當時德意志地區的通用貨幣）賣給普魯士。這樣的安排確實著實令人感到費解。其實俾斯麥用意日趨明朗：將普奧衝突的“地雷”埋進奧地利的必經之路上，目光短淺的奧地利早晚會把自己的腳踩到上面去。
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爭端無疑讓普魯士成為這起事件中最大的贏家。雖然從短期來看，奧地利也透過這次事件獲益良多，既得到了普魯士對其地位和力量的認可，同時也獲得新的領地，擴大了權勢。但實際上，它所得到好處的恰恰都是致命的“毒酒”：得到了普魯士的“認可”，卻將德意志統一的旗幟交到普魯士手中，在有關德意志民族問題上的遲鈍和不作為，讓奧地利在德意志聯邦的領袖地位受到不利影響，普魯士的威望大為提高；新獲得的領地與奧地利相離甚遠，中間還隔著不懷好意的普魯士，普奧日後“擦槍走火”幾乎成為某種必然。
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爭端是俾斯麥一手導演的外交大戲。從這次事件的前後發展來看，俾斯麥外交中若干基本模式已經初步成型。這種外交風格將繼續在以後的歷史程序中繼續發揮，逐漸成為俾斯麥獨特的外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