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大雅是隋末唐初著名思想家、史學家，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從太原起兵，厚禮聘溫大雅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門典掌機要，次年（618年），李淵自立為帝，命溫大雅為黃門侍郎。
從太原起兵到唐朝建立，從記室參軍到黃門侍郎，溫大雅全心投入參訂禮儀、贊劃機密及繁忙政務之中，並依憑其過人的才幹、睿智和謀略為李氏代隋立下汗馬功勞。
武德三年後，各地分裂割據勢力相繼蕩清，社會趨穩，民心漸傾李唐，統一趨勢已形成。為替李唐代隋事業“正名”，溫大雅於武德三年至八年相續修成《大丞相唐王官屬記》2卷、《今上王業記》6卷、《大唐創業起居注》3卷，為後人研究唐史留下了寶貴資料。
溫大雅所撰寫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書，都是他所親身經歷的歷史真實記錄，一直被中外史學界公認為記載李氏父子建立大唐過程的最真實史料。
這部史籍主要記述了李淵太原起兵至正式登基稱帝 357天中的史事，成書於唐武德年間。由於溫大雅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所以《起居注》中所記，多為自己目睹耳聞親身經歷，固而史實較翔。
《起居注》在不少地方與後來的《舊唐書》 、 《新唐書》等史書所記不同。僅就李淵太原起兵這段歷史來說，《起居注》記為李淵為其主謀，而《舊唐書》、《新唐書》則記為李世民為其主謀。
《大唐創業起居注》是這樣記載李淵最初起兵時的情形：
大業十二年（616年）底，李淵受命南下鎮壓起義軍，北方突厥趁機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轄下的馬邑（今山西朔縣），隋煬帝大怒，派人抓捕了李淵。李淵非常惱火，便想起兵，但由於身邊只有次子李世民一人，長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遠在河東，不是起兵的絕佳時機，只得暫時忍住。
由於突厥的猖狂進犯，隋煬帝急忙下令赦免李淵，命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李淵認為此時正是自己起兵的大好時機，他火速通知長子建成、四子元吉，讓他們立即準備起兵。接到密令後，李建成在河東迅速召集英傑之士，李世民也在晉陽召集各方力量。之後不久，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及女婿柴紹均遵照李淵的密令陸續到達太原。
大業十三年一月（617年），李淵在晉陽命劉文靜偽作了一份隋煬帝的敕書，在太原、雁門、馬邑等郡徵兵。二月中旬，李淵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劉武周南下汾陽宮（今山西寧武南）之機，以防備劉武周為名，下令大量募兵。與此同時，李淵揹著隋煬帝向突厥始畢可汗稱臣，由此取得了突厥的信任和支援，同時也解除了受突厥攻擊的後顧之憂。
在做好了上述種種準備工作之後，李淵終於決定起兵反隋。由於李淵事先各項準備工作比較充分，謀劃周密，再加上兵多將廣，又個個驍勇善戰，所以起兵反隋進展順利，一路勢如破竹、銳不可當。李淵父子很快攻破了西河城，進城後秋毫無犯，慰撫民眾，恢復舊業，迅速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援。到了七月份，李淵命令李元吉為鎮北將軍留守太原，負責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淵親率兵馬3萬餘人誓師易幟開向關中，不到半年的時間便迅速推翻了隋煬帝的隋朝統治。
根據《大唐創業起居注》中對李淵太原起兵這段歷史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起兵反隋的過程以及此前多年的苦心經營，都是李淵一手操辦的，李淵為大唐的建立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貢獻，大唐王朝創立的主要功勞都應該在李淵的身上；而唐太宗李世民，則是其父李淵的得力助手，在起兵反隋建立唐朝的過程中只是一個積極的配角。
而《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正史當中，對於上述歷史是如何記載的呢？
據《舊唐書》記載，隋煬帝南巡江淮的時候，瓦崗寨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嚴重威脅到了隋朝的統治，李世民見有機可乘，便與劉文靜密謀起兵，並做好一切策劃和安排，待欲起事時才告訴父親李淵。李淵聞之大驚，只是迫於當時緊急的形勢，已經沒有商量的餘地，於是不得不勉強聽從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隋的路。
《新唐書》、《資治通鑑》也都沿用了這種說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勞都劃到了太宗李世民的身上，李淵則成了消極被動的一個配角。
同樣是史書，對同一件歷史事件，為何出現各有側重的兩個不同版本？
（玄武門之變）
這還的從李世民弒父殺兄發動宣武門政變說起！
李世民透過玄武門政變，殺死了哥哥李建成，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這無論如何是不合乎道統和倫理的。
為了掩蓋這種殘暴行為、為了證明如此登基的合法性，李世民設定史官，重新撰修國史。
同時，為了讓重新撰修國史更多地體現皇帝意圖，李世民下令創立了宰相監修國史的制度，由此使撰修國史的史官很難秉筆直書，只能按統治者的意圖撰寫歷史。
按照李世民的意圖，史臣們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費盡筆墨鋪陳了李世民在武德年間的歷史功勞，竭力抹殺哥哥李建成的業績，並故意降低了其父高祖李淵的歷史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謀描繪成完全是李世民一個人的精心策劃，而其父高祖李淵則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
這樣一來，李世民便成了開創大唐王業的首功之人，皇位本來就應該是他的，李淵退位後也就理應由他繼承皇位，李世民登上皇位便顯得水到渠成了。
《大唐創業起居注》成書於唐武德年間，是溫大雅的親身經歷，而《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成書時間是在唐武德三百多年後，這三部史書主要參閱物件是李世民在位時主持編撰的大唐國史。
誰最接近真實，已是不言自明的事！這也是為什麼，自唐以後的學者文人，認為《起居注》所記較為可信的主要原因！
即便當年的太宗李世民如何粉飾，史書畢竟只是史書，史書總有它的侷限性，歷史事實終歸是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