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大13位代表中，我們在上學經常學到的我黨重要創始人“南陳北李”卻未參加會議，“南陳北李”指的是誰，為何沒參加一大會議？

“南陳”是指陳獨秀，“北李”是指李大釗。這兩位無論名望還是資歷都堪稱我黨元老級人物。他們出生於清末，是我黨主要創始人之一，也是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李大釗河北樂亭人，比陳獨秀小10歲，不過1920年，兩人見面，商定分別在北京和上海籌建我黨。無論在我黨歷史上，還是近現代史上，陳李二人都是響噹噹的人物。但作為創始人和發起人之一，為什麼缺席歷史意義十分重大的會議呢？

陳獨秀當時任孫中山南方政府的教育廳廳長，1921年開會時，據史料記載，陳獨秀正在籌款。據說是為修建校舍而籌款，但陳獨秀派兩個人參會，一個是陳公博，據說代表廣州成員參加會議，另一個是包惠僧，他的身份有兩種說法，一說也是代表廣州，另一種說法是陳獨秀的私人代表。

在這裡簡要介紹一個包惠僧，他是湖北黃岡人。1917年，在湖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教書，半年後他擔任了《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外勤記者，負責在全國各地採訪活動。實際上包惠僧就是一名記者。

包惠僧當記者，經常參加採訪活動，他認識到當時我國社會黑暗，於是經常發表文章，筆名以“雷”和“鳴”，意味雷電轟鳴，想以此向民眾吶喊，呼籲建立一個新社會。

1920年2月，陳獨秀來到武漢。包惠僧就以記者的身份專門採訪陳秀，在採訪中，兩談到當時的熱門話題：婚姻自由、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漢學等，據說包惠僧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興趣。

董必武、陳潭秋等在武漢籌備我黨早期組織時，由於包惠僧與陳潭秋是第一師範的校友，經陳潭秋介紹，包惠僧敢加入組織籌建工作。

1920年8月，我黨在武漢早期組織成立，包惠僧參加了會議。1021年，包惠僧到廣州再次拜訪陳獨立，陳獨秀就召集包惠僧、陳公博等人在廣州譚植棠家開會，會上陳獨秀說了李漢俊的來信，要求派兩位代表參加一大的事。這就是前文說到的，陳獨秀派包惠僧、陳公博參加會議的事。

無論陳獨秀多忙，但他一定沒有意識到一大會議歷史重要性，而且作為當時的創始人，沒有不參加的理由。如果他去，或許他的相片永遠被後人所看到。

據史料顯示，李大釗當時不參加的是北大正值學期畢業，校務繁忙，無法分身。由於一大開會時正趕上北大放暑假，按理學生放假了，李大釗應該沒什麼事，但他還有什麼重要任務呢？

據說李大釗這個“重要任務”是為北京8所高校的教職員工討薪，因為北洋軍閥政府財政困難，停發了這8所學校教職員工的工資，於是8所大學就聯合成立“討薪委員會”，負責人是馬敘倫。據說馬敘倫經常抱病，根本無法主持這個委員會，於是李大釗就成實際領導人，天天忙著給教職員工討要工資。

作為我黨重要創始人，連重要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未參加，的確讓人不理解。而且兩人都有公職。就如金一南將軍講課時說到，陳李二人不參加一大理由，與一大在歷史上重要地位，是“芝麻與西瓜”相比。顯然兩人沒把一大當回事，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也沒有能掐會算的能力。當時清末民初很多事件讓人無法看透，當時武昌起義誰知道能成功，最後成功了有許多因素。孫中山對袁世凱也有過信任的過程。

我們在看這段歷史時，總認為這兩個重要人物不參加會議的確很遺憾，照片沒有掛到會址那裡，沒讓後人天天看到。無論誰也不可能預測到今後幾十年的事。陳李二人如果能活到28年後，必然有遺憾。但歷史就是歷史，不可能倒回來。即使參加會議的一些代表也有遺憾。

一大時有個代表叫劉仁靜，當時參加會議時只有19歲，是北京小組的名額，當時李大釗是固定名額，另一個是張國燾。據劉仁靜說，李大釗去不了也輪不到他。因為北京小組裡還有一位資深黨員鄧中夏、羅章龍，鄧羅兩人是劉仁靜的入黨介紹人。當時鄧中夏去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會議，沒參加一大。羅章龍因為要到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搞工人運動，也沒去。於是劉仁靜就去參加會議了。

其實鄧羅兩人與陳李二人想法差不多，也沒把此次會議當回事，無論少年學會，還是機車車輛廠座談會都不是重要會議，鄧羅二人雖然資格比劉仁靜老，卻不如劉仁靜有名。

剛才我們談到劉仁靜，這位19歲的小夥子作為一大代表，他的相片永遠被後人所看到，而且也是最後一位去世的代表。據說85歲時晨練，被一輛公共汽車撞了。

劉仁靜雖然參加一大會議，但他當時也不知道會議的重要性，後來參加“託派”、脫黨的錯誤，直到晚年才檢討錯誤，但機會都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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