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某踢傷盧標的小腹，官府決定由余某對盧標進行保辜（我國古代刑法中一種保護受害人的制度），盧標被餘某治療數日後步行回家。時隔二十多天，盧標身體發熱，治療無效死亡，餘某是否承擔刑事責任？清代江南名幕汪輝祖在其《病榻夢痕錄》中記載了這樣一樁案件。

踢傷鄰居，保辜治療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汪輝祖擔任浙江龍游縣知縣王晴川的幕僚。這年正月十三，當地農民盧標在外出賞燈時，和鄰居餘某發生衝突，兩人互不相讓，發生鬥毆，餘某踢傷盧標的小腹，盧標當場痛得話也說不出來。當晚，盧標的家屬將盧標抬到餘某家，要求處理。事情上報後，經衙門負責緝捕與監獄的典史驗傷，盧標交付餘某進行保辜。

保辜，是我國古代刑法中一種保護受害人的制度。清律保辜條注：“保，養也；辜，罪也。保辜謂毆傷人未至死，當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傷，正所以保己之罪也。”凡是鬥毆傷人案件，被告要在一定期限內對受害人的傷情變化負責，若受害人在限期內因傷情惡化死亡，被告按殺人罪論處。

尋根究底，保辜制度的確立，是因為限於技術條件，對內臟、內出血等傷，當時沒辦法檢驗定性。西漢初年規定保辜的時限是二十天，這是現存最早有關保辜的法律條文。唐律明載“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明清兩代的辜限作了一些延伸，即手足、他物、金刃及湯火傷，限十日以內；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限二十日以內；如受害人確係因原傷身死，對被告也按殺人罪論。

步行回家，發熱身亡

既然衙門已確定由余某對盧標的傷情進行保辜，餘某按理就該想方設法為盧標療傷，以免承擔刑責，事實上餘某也的確請來郎中。在郎中的積極治療和餘某的精心護理下，盧標的傷情好轉。正月二十八，在告知餘某後，盧標步行回家，這時距兩人發生鬥毆的正月十三，已過去十五天。

二月二，龍抬頭，正逢文昌神會，盧標久病初愈，耐不住寂寞，跑出門到神會上逛蕩，大醉方回，一醉方休。翌日起床，他身體突然發熱滾燙，痛苦不堪，家人立即喚來郎中汪某診治，仍然無濟於事。天有不測風雲，盧標竟每況愈下，病情愈演愈烈，二月初九，便撒手人寰，一命嗚呼。這時距兩人鬥毆之日，已整整二十七天。

因此前餘某曾毆打盧標，官府確定讓餘某對盧標進行保辜，現在盧標不幸身亡，其家屬當然要求餘某承擔責任。人命關天，官府聞報，立刻驗屍，檢驗由隔壁湯溪縣的老仵作何君代為。結果表明盧標小腹上有傷痕，該傷痕與原先餘某踢傷盧標後，司法官員檢驗的傷痕尺寸大小、顏色深淺都完全吻合。令人遺憾的是，案卷材料對餘某踢傷盧標的相關情節，記載得非常詳細，而對盧標請汪姓郎中療傷一事，根本沒有涉及。

傷者亡故，另有蹊蹺

知縣王晴川決定對此案重審。汪輝祖提出，如果說是餘某踢傷，導致盧標丟命，則踢傷造成的必是致命傷，按一般情形，被害人死亡時間，從致傷之日起算，不會超過三天。盧標二月初九死亡，距踢傷之日有二十七天，已超律法規定的保辜期限。再者，餘盧兩家相距一里有餘的路程，正月二十八，盧標從餘家步行返回，足以說明盧標的傷情已經痊癒。事情的起因是踢傷，官府既已明確保辜，如盧標傷情未好，根據常理推斷，他也斷不會輕易離開餘家。最後，盧標家人聲稱，二月初三盧標酒後發病，請的是擅治內傷的郎中，這證明被害人治的不是所踢之傷，而是其它病症。

知縣王晴川仔細聽過汪輝祖的分析後，立即傳喚為盧標看病的汪郎中，仔細詢問，並調出其為盧標治病的藥方和醫案。果然不出汪輝祖所料，當時治的是因傷寒而引發的病。他並未就此罷手，而是繼續查究，一般的外傷，在停留一段時間後，傷痕就會消失。盧標死亡時，距踢傷發生已足足二十七天，為何驗屍時，小腹上的傷痕，還同踢傷時檢驗的結果一模一樣？他建議知縣王晴川先訊問相關檢驗人員，再行重審。

十月份，開堂會審，老仵作何君固執己見，堅稱自己的驗屍結果正確可靠。知縣王晴川專門上報，由浙江按察司與衢州府另選得力人手重新驗屍。很快，金華府蘭溪縣仵作梁某，行文借調龍游縣，經其檢驗發現，盧標屍體的腹部已完全腐爛，牙根和頂骨沒有紅色。對此結果，梁某也大吃一驚，不敢填寫屍格（驗屍報告）。為查明真相，十二月，王晴川攜盧標屍骨到杭州複檢，事不湊巧，此前驗屍的老仵作何君因吏部考察時遭受彈劾，不能參審此案。

將錯就錯，勢難挽回

抵達杭州後，按察使李封因與仵作何君是舊相識，欲按其遞交的最初驗屍報告為準（欲遷就初詳），王晴川不同意，又託請處州（今浙江麗水）楊知府、衢州王知府複驗，結果表明，盧標牙根和頂骨確實沒有紅色。李封親驗，認為屍體下身骶骨發黑，應是小腹踢傷所致，擬判餘某抵命。汪輝祖以宋慈《洗冤集錄》內載，並無小腹受傷需要查驗骶骨之說，且盧標“傷痊則歸期可證，病死則醫藥有憑”反覆頂辯，無奈臬司衙門俱不批閱，只言知縣王晴川固執倔強，不從上意。

浙江總督兼巡撫陳公頗為認同王晴川的論斷，杭州眾多官員與幕僚也認為盧標死於律法規定的十日保辜期限外，餘某縱然論絞，也應奏請朝廷批覆，可酌情減罪流放。王晴川議請汪輝祖堅持頂復，汪輝祖嘆道：“區區不過一屬吏，一心以律例學識輔佐您治境安民，只知奉法行事，法止於刑，若要強加餘某死罪，此心難平。”晴川因此更堅信自己的判斷，“然其勢不能與臬司抗”，最終官府以方骨（骶骨）為證，餘某擬絞。案子以“方骨案”為名，與杭州新城縣的“逼嫁案”一道傳得沸沸揚揚，引得杭城百姓議論紛紛。（新城寡婦逼嫁案內情）

汪輝祖在《病榻夢痕錄》中，有關此案，感嘆自己自習幕始，佐幕二十餘年，但凡出任賓客，一直依律闡義，明辨是非，不敢絲毫假借當吏做官，顓頇剛愎，不想一兩年的時間，風氣頓易，律例幾不可憑，而為幕風氣日下。當時督撫一身，大權集於一人，吏治難清，案子初審時不能很好溝通，督撫又樂於將自己的屬吏幕客派往省內各府道常駐行館。各縣也累計有三四十號幕僚，稽留省城，有人請求返回任地，督撫就很不高興，故地方人員不敢不留。這些幕賓每天除了拜謁上官，就無所事事，有事也是聚飲賭博，甚至“盲女彈琴，娼妓陪酒”，毫無顧忌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