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2日凌晨2時，被解除軟禁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專機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機門開啟後，他從機艙裡探出腦袋，看到的是自發前來接機的蘇聯群眾。在密密麻麻的人群裡，除了少數總統的反對者，絕大多數蘇聯民眾對戈爾巴喬夫的遭遇深感同情。他們願意既往不咎，希望戈爾巴喬夫能夠總結教訓，帶領國家走出困難。戈爾巴喬夫對眼前的這一幕深受震撼，他甚至忍不住感嘆道：“我好像回到的是另外一個國家。”然而激動歸激動，遺憾的是，老百姓想要穩定，希望看到國家重複榮光，戈爾巴喬夫卻並不這麼認為。

“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些話題糾纏在一起，大夥兒可能都聽煩了。 然而這些被擺在歷史顯赫地位的大人物，他們所作的許多決策，恐怕並沒有那麼高明。咱們今天要講的這個話題，乍一聽有些駭人聽聞，但仔細想想，它又在情理之中。事情大概是這樣的：當蘇聯陷入動盪時，葉利欽和他的黨羽們必然十分激動，但戈爾巴喬夫並不一定就不高興，他愚蠢地認為：局勢越亂，自己就越正確。

通常而言，偉大的國家締造者們，為後人做出最大的貢獻莫過於建立了一個政權，從而為人民帶來相對穩定的秩序；而就蘇聯而言，縱使列寧、斯大林甚至是赫魯曉夫各有各的槽點，他們治下的蘇聯是團結、安定而強盛的。即便是赫魯曉夫怎麼也看不慣前任，他的“報復”也大有對事不對人的意味，就是說錯都錯在斯大林一個人身上，偉大的蘇維埃不會犯錯；戈爾巴喬夫卻恰恰相反。

改革過程中，戈爾巴喬夫十分強調“道德”一詞。在這裡，所謂的“道德”並不是咱們通常理解的那樣，而是指原有的蘇聯體制太過冰冷強硬，沒有人情味兒。表面上看，他是在認真反思蘇維埃高層在過去所犯下的一些錯誤，實際上，他卻是試圖用這種方式撬動舊體制。眾所周知，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那會兒，幾代蘇聯人總結出的那一套就已經有些玩不轉了，國家經濟發展趨於停滯，階層矛盾尖銳，許多勢力甚至到了有你沒我的地步。

正所謂“不破不立”，客觀地講，先打破舊體制的束縛，這樣的思路沒錯。在最初一段時間裡，民眾也樂於參與到當局提出的“公開性民主化改革”的討論中，然而沒過多久，人們便發現氣氛越來越奇怪。

戈爾巴喬夫對這樣的局面感到十分滿意，認為民智已被重新開啟，改革的時機也已到來，於是在1988年6月，他高調宣佈，要給國家體制來一場徹徹底底的革新。其實在這個時間點上，核心權力圈的大佬們有一大半還是支援改革的，然而其中一部分理智者看到戈爾巴喬夫的操作，對此感到擔憂。他們認為改革始於這樣荒謬的政治氣氛中，它註定不會有啥好結果。然而戈爾巴喬夫對這些建議不聞不問，相反，當年年底，他就列出了一個寫有150人的名單，在列諸君都被視為“反對派”。

那段時間，只要能發出反對當局聲音的個人或團體，他們都會被當局視為“進步人士”，政府會賦予他們政治權利和選票，因此，連監獄裡的犯人都搖身便成了戈爾巴喬夫的幫兇。在此之前，有人敢跟當局唱反調，這種情況在蘇聯是想都不敢想的；如今，“民主派”們不但在核心權力圈建立了穩固的陣地，甚至堂而皇之地要求廢除蘇聯憲法第六條，極盡手段地抹黑國家體制和國家歷史上那些偉大的領袖與決策者。後來，雅科夫列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此專門提了一筆：“不單是為了抹黑列寧或是斯大林，而是證明整個制度都是罪惡的。”

總體而言，大多數時間裡的戈爾巴喬夫是得意的：他肆意任免官員，所謂的“改革”也是想做啥就做啥，似乎從不估計後果。同前任們一樣，他本來握著絕對的權威，最差的局面也不過是再耗費幾年國家的發展良機，讓國家等一位更高明的領袖出現。然而，戈爾巴喬夫僅僅是為了證明“體制是錯的”，自己是對的，執意人為製造混亂，最終引狼入室，不但終結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更是終結了蘇聯。“八一九事件”後，葉利欽再也不必顧及面子，戈爾巴喬夫當真成了個無用的傀儡。

諷刺的是，直到蘇聯解體前夜，他甚至以為這個體制還能撐至少30年，讓他繼續折騰。而兩手空空的戈爾巴喬夫用各種酸溜溜的言語“清算”自己過去的政治敵人時，葉利欽卻對他滿心感激，前者曾不止一次表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自己都不願意將戈爾巴喬夫當成一名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