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有其歷史必然，也有其偶然性因素。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農曆甲申年）是群雄逐鹿中原的關鍵一年，實際出現4個政權：苟延殘喘的明王朝；李自成的農民軍；另一支重要的農民起義軍張獻忠建立的“大西”政權（建於成都）；李自成攻陷北京建立的大順政權立足未穩，遇到新興的滿洲政權。

這一年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歷史的無數個平行四邊形的合力，最終指向入關的清軍。為定都北京而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多民族王朝，清朝統治者制定實施了一系列實用政策和措施，其中尤以高舉道德大旗“為明覆仇”最為重要。

李自成的農民軍入京城，粗暴對待前明臣子，皆盡侮辱，搜刮民間財產，搶掠宮廷，對帝后遺體僅用柳棺草草收殮，置於東華門外，觀見百姓無不垂淚掩泣。

清朝政權初建後，重用、體恤前明士紳、文人

清軍入京在後，明朝已亡，沒有道德負擔，並深知明官紳百姓已無力復辟，但對前朝有所留戀，處理好這個問題將極大增強前明朝官紳士民對新政權的認同。

因此多爾袞即傳諭為崇禎帝發喪，特令舉國掛孝三日，已盡君父之情，並禮葬明朝諸妃，對為明朝殉節的官員、孝子、義士、節婦等大加旌表，優恤死節，以收服人心。

政權初建後，佔盡道德高地是順治、康熙兩代帝王尤為重視的策略。尤以重用、體恤前明士紳、文人的舉措為多。徐乾學兄弟被重用就是一例。

徐氏家族願為清政權服務，也是受到清廷延用明朝典章制度，不傷害漢族文人感情等政策感召。所以徐乾學兄弟效力清初政權，是前朝文人與新政權合作的榜樣，特別受到康熙帝的器重。

納蘭性德與徐乾學“名師高徒”、“亦師亦友”的情誼，成為兩人一生中珍貴的記憶與幸福的體驗。這些生命體驗記載在徐乾學在納蘭性德逝世後的銘文和集序中，也記載於納蘭性德所寫《上座主徐健庵先生書》等文章中。

對師從徐乾學，納蘭性德“如坐春風，令人神怡”，回到家裡對父母說：“吾幸得師矣！”；遇到自己的朋友說：“吾幸得師矣！”；甚至在夢裡也欣喜不禁：“吾幸得師矣！”。

對老師“溫溫乎其貌，諄諄乎其訓詞”的儀容，誨人不倦的教態教風，使他畢生收益，終身難忘。直到病危時，還向老師徐乾學邊流淚邊說道：“性德承先生之教，思鑽研古人文字，以有成就，今已矣……今方欲從事古文，不幸遘疾短命，長負明誨，歿有餘恨。”（《通志堂集序》）

納蘭性德從徐乾學身上也產生出對教師這種職業的崇敬與深厚感情。他認為不是一般文士所能勝任，“師豈易言哉”！

納師生關係應以學術、文章、道德為內容

自古以來“師”是和具有無上權威的統治者“君”，以及在家庭中處於掌權地位的“親”居於相併列的位置，“古人重在三之誼，並之於君親，”即君、親、師，這是何等崇高的地位。

他認為：“親生之，師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義一也，父母養育我們的身位，教師塑造我們的靈魂，君王才能使用我們的才華，君、親、師三者從恩情道義上講是一致的，親恩、師恩、君恩三者是彼此恩義相交，密不可分。”這是納蘭性德的“師說”。

古人韓愈在他的《師說》中提出，教師的任務是“傳道、授業、解惑。”納蘭性德認為：“夫師者，以學術為吾師也，以道德為吾師也”，作為教師是在學術、文章、道德三個方面成為學生的楷模，所效仿的君子。

在學習古人面前，納蘭性德展示出新創思維，有自己的見解並概括自己的觀點。這也是先輩師長欣賞他的原因之一。針對滿洲官員中對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存在的傳統認識。以及對教師、師道的輕視，提出：

“師道至今亦稍雜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師；今之患，患人知有師而究不知有師。”今之人謾曰：“師耳，師耳，於塾則有師；於郡縣長吏則有師；於鄉試之舉主則有師；於省試之舉主則有師；甚而權勢祿位之所在則亦有師。”

他認為這些看法是落後的，是陋見、錯識，比如“權勢祿位”者的師只是他們的幕僚、參謀。而“郡縣長吏”的師則是一種專習官職，這兩者根本不屬於教師。而鄉試、省試之舉主，則多為舉薦者，只有少數舉主可成為學生的老師。

真正的師生關係只能是以學術、文章、道德為內容，以教授活動為基礎，以德育為重道。他還舉出古代例證：教育家孔子，培養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對社會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唐代韓愈博學多識，許多人都願“事之為師，”李翱從師學古文，辭致渾厚為當時所重；皇甫之是從師古文也卓有成就，宰相裴度稱他為“不羈之才。”南宋著名學者黃幹，少年授業於朱熹，“志堅思苦”朱熹臨終把所著書授以黃幹，並託付傳道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