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魏徵的一生都在人格和精神的塑造中痛苦地掙扎著，直到死後都不能安靜地享受大地寬廣的懷抱。

貞觀十七年二月，公元643年，魏徵下葬不到三天，李世民便命人將魏徵的墓碑推倒，磨去碑文，從廢朝五天、百官相送、親自撰寫碑文，到恨之入骨，幾近挫骨揚灰，這與貞觀之治的包容氣象格格不入，更與唐太宗“帝範無極”的形象完全背離。魏徵之死，獲得無尚殊榮，也被帝王嗔恨，精神豐碑的垮掉如此迅速，整個官場猝不及防，世人為之瞠目。

整整十七年，李世民隱忍了魏徵十七年。想做明君，想做千古帝王，想名垂青史，在一次陰差陽錯的對話後，道德的枷鎖牢牢禁錮了李世民的思想，作繭自縛般地在魏徵織就的明君經緯下謹小慎微的生活，哪怕超越一絲權利的範疇，以天子的身份獲取屬於自己的慾望，都會被魏徵以不符合明君的形象而否決。

近乎無賴的做法，魏徵否決的越多，越能說明李世民是比肩堯舜、萬名仰賴的明君，唐朝的大千氣象便是煌煌上庠，不僅宇內澄平，更有萬國來朝的上邦風度。一句話，讓李世民的萬千想法，都化為泡影，不敢越雷池一步。

這些事例，大多記載在《貞觀政要》一書中。典籍彙總，魏徵一生共上諫“數十萬餘言”，陳諫議有五十次，上疏十一本，從鄉野講話到皇家內眷，事無鉅細，但凡魏徵所知必上疏反對，大言炎炎下滿朝文武居然無法反駁，李世民只好納諫順從於他。為了使自己上諫的內容更加規範和有理論依據，魏徵在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做著名的《諫太宗十思疏》，從根本上阻斷了李世民反駁的機會：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

大道行止。魏徵給李世民言行做了進一步規範，以聖人訓、聖人作對李世民行為做了嚴格限定：十件事情中，件件需要深思，其間的九種美德一定要大力弘揚，擇善而從之。如此才會有“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38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的盛世出現，明君形象才呼之欲出。

捧殺，一種完全迥別於棒殺的生存之道，被魏徵運用到極致。所有的上諫都籠罩在“明君聖人”的光環下，拒諫有違聖明形象，殺我更是昏庸桀紂，而我則是千古名臣，如關龍逢，如比干。

可惜死諫之士並非謀臣。唐代李德裕在《臣子傳》中表示：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好名節，不能以死難。

謀臣者，持國命而定乾坤，如漢之張良，蜀之孔明的安邦定國。但魏徵絕非中諍耿直之士的死諫。文死諫，武死戰，封建朝廷對人臣盡忠的最高要求，自屈原被後世推上人臣的極致懷沙投江後，死諫殉國的例子不勝列舉。劉備取成都，王累倒懸於城門，以割繩墜地而亡的代價，死諫劉璋謹防劉備入川如引狼入室。

可惜死諫之士並非謀臣，他們所關注的僅僅是蒼天大樹下的疥癬之疾。曾經李世民問魏徵，什麼是明君，什麼是昏君。魏徵以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對對之。

在魏徵巧妙地捧殺邏輯下，李世民倒像個未經世事的孩童，在他人劃定的道路上盲目驅行。委屈了帝王，魏徵自然青雲直上。由諫議大夫、光祿大夫、太子太師，賜鄭國公，為相十數年，並躋身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第四，顯赫當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