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在立國十五年之後，一舉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結束了漢末以來分裂割據的局面。關於武帝伐吳這一軍事行動的內政背景，對於我們學習和了解帝王考慮問題的角度和方面有很好的借鑑意義。
頗值得我們關注的便是權臣賈充對於伐吳的堅決反對。很多人立足於晉初黨派紛爭的背景之中對此加以討論，將賈充等人反對伐吳一事歸因為排擠政敵的需要，防止羊祜因為伐吳的勝利重新進入朝廷中樞。
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一下賈充的政治履歷，就不難注意到這位素以無公方之操，專以諂媚取容而獲譏的元老重臣竟然在武帝伐吳決心已定的情況下采取了強烈反對的態度，這是賈充一生中最激烈的政治姿態，也是這位以擅長觀察上旨而著稱的老臣惟一公開觸忤武帝旨意的行動。
前文已經介紹，此時賈充由於在咸寧二年的中立態度，已經被武帝所猜忌，其本人的政治地位尚在搖動之中，在這一特定背景下，其一反常態的激烈態度背後的政治內涵是值得注意的。
更為蹊蹺的是，武帝偏偏任命這位伐吳之役最激烈的反對者擔任主帥的職務。
如果我們聯想到在鄧艾反對伐蜀時，司馬昭立刻繞開了這位功勳卓著的老將，將伐蜀之役的軍事大權交給了年輕的鐘會，就更需要探究武帝這一任命背後的意味深長之處。
對於武帝而言，透過伐吳的勝利帶來的權威，可以在內政處置上享有獨斷的權力，從而打破西晉政治的原有的格局。而作為官僚貴族力量代表的賈充試圖將武帝的權力限制為“寬仁”的貴族首領，而不是一個專制的君主。
在整個伐吳之役的前後，有以下幾點值得重視。首先，在咸寧二年武帝病癒之後，關於伐吳的軍事準備工作驟然加快。如果將西晉伐吳的軍事準備工作的開端繫於泰始五年羊祜出鎮荊州的話，那麼在從泰始中期至咸寧初年，整個準備工作並無多少引人注目之處，羊祜與陸抗在荊州前線的對峙中互有得失，羊祜曾因兵敗被貶為平南將軍，並未佔據明顯的上風。
而伐吳準備工作的驟然加快肇端於咸寧二年，羊祜請求伐吳的上疏，並據此認定羊祜是伐吳之役最積極的推動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羊祜上疏的背景。咸寧二年十月，武帝病癒之後不久，封平南將軍羊祜為徵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而羊祜的上疏則是在這一任命下達之後呈遞的。
其實在咸寧二年之前，儘管已經坐鎮荊州前線近十年，但是羊祜從未主動上疏主張伐吳。
可以認定武帝徵南大將軍的任命實際上是釋放了決心伐吳一個明確訊號，而羊祜的上疏則是對武帝這一政治訊號的積極迴應。
羊祜在武帝的支援下，積極進行伐吳的準備，建議武帝留任益州刺史王濬。王濬留任之後，積極籌劃作大船連舫，蒙衝鉅艦以備伐吳。益州居上流之勢，佔地利之便，王濬在益州的積極籌備，使荊州不再孤立於抗吳的前沿，荊、益兩州的軍事聯動，完成了兩路夾擊吳國的戰略合圍，西晉伐吳的戰略構想日漸成型，可以說西晉真正周密可行的伐吳籌備是咸寧二年後方才開始的。
武帝這一積極進取的政治姿態並非曇花一現，而是延續到了咸寧三年，七月，武帝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為都督揚州諸軍事，九月，以左將軍胡奮為都督江北諸軍事，進一步調整前線諸州的軍政長官的人選，為伐吳做著積極的人事準備。
其次便是武帝開始積極籌備伐吳的動機所在。伐蜀勝利之後，鄧艾便曾主張藉此大好形勢，一舉順江而下，統一全國，而當時正忙於自立家門的司馬昭根本沒有理會鄧艾的建議。
儘管在伐蜀之前，司馬昭曾有過先取蜀漢，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滅亡吳國的規劃，進位相國之後，司馬昭也曾修書孫皓，宣示平定吳國，統一天下的決心。但是這些行動更多隻是停留在軍事恫嚇的宣傳層面，並沒有付諸實際的行動。
一旦司馬氏家族透過伐蜀的軍事行動積累了足以完成嬗代的政治資本之後，便汲汲於亡魏成晉之事，伐吳之業便被擱置一旁。
繼父祖之遺業的司馬炎，雖然在功臣與宗室的擁戴下登上了皇位，但是功業不足一直是武帝在政治上的根本弱點，所謂“今主上有禪讓之美，而功德未著”便是武帝在晉初政治形象最生動的寫照。
透過伐吳建立不世之勳，是武帝擺脫弱勢皇帝地位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武帝未嘗沒有過這樣的設想，泰始五年命羊祜出鎮揚州當與這種考慮有關，但總體而言，在西晉立國十餘年中，武帝並無迫切的平吳願望。
與過去魏、蜀對峙的情形相似，在晉、吳兩國不斷爆發的邊境衝突中，大多是由弱小的吳國一方挑起的，而實力更強的西晉多數時候反倒以“築壘遏水以備吳”的被動姿態出現。
那麼為何從咸寧二年開始，武帝驟然加快了準備伐吳的腳步？其原因只能在西晉政治的內部加以探尋。
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可以推定，武帝加快平吳的籌備工作這一重大的政策轉向是突然發生，西晉官僚群體內部對此並沒有相應的思想準備，這一點在益州刺史王濬突然從全國各地徵用能工巧匠並督造蒙衝鉅艦的過程中體現得相當明顯。
對外的軍事行動往往是內政的延續，是內部政治困境的向外投射。
如果不是弒殺高貴鄉公一事對司馬昭的嬗代計劃構成了強大的道德阻力，司馬昭恐怕也不會力排眾議決心伐蜀。同樣，武帝對於伐吳一事的突然熱衷，背後也有著內政因素的推動。伐吳成功帶來的政治威望有助於武帝擴張皇權，其中的利弊武帝恐怕早已仔細考量過。
西晉官僚大都出身公卿之族，家世顯赫，慣於平流進取，對於富貴險中求的功名之途並不熱衷。
而武帝對於伐吳態度的突然轉變，背後反映的是皇權在西晉政治中遭遇的危機，只有當武帝的權威受到挑戰時，伐吳這一迅速增加政治威望的終南捷徑雖然不無風險，卻顯得彌足珍貴，而武帝所遭遇的政治危機無疑便是咸寧二年關於擁立齊王攸的政治密謀。
如果說咸寧三年的改封諸王體現了武帝“弱枝”的政治目標（見上一期文），那麼伐吳的決則彰顯了武帝“強幹”的意圖。
回到問題人物賈充，從泰始七年武帝迫使賈充嫁女與太子，到賈充在咸寧二年擁立齊王攸的政治密謀中模稜兩可的態度，可以認為賈充一直試圖在武帝與齊王攸之間尋求平衡，從而維護西晉政治體制的平衡。
如果僅僅將賈充視為在晉初政治中以取媚武帝而得寵的恩倖式的人物，不但是將這個重要的政治人物臉譜化，而且無法理解武帝與賈充之間複雜微妙的政治關係。
自從咸寧二年武帝病癒之後，先是解除了賈充的兵權，隨後又在沒有賈充參與的情況下完成了改封諸王的政治佈局，可見武帝對其已生防備之心。隨後，在關於齊王攸服制的討論中，賈充也彌縫其中，持中立的調和態度，並沒有完全支援武帝。而在關於伐吳的爭論中，賈充又持激烈的反對態度，不惜與武帝發生公開的政治衝突。
自咸寧二年之後兩人在政治上漸行漸遠，於此可見一斑。因此單向度地將賈充視為武帝的政治附庸無疑是不合適的，作為晉初最重要的功臣，賈充在政治態度上所具有的複雜性不容低估。
作為一名功業已著的老臣，保持自司馬昭以來朝廷中的政治平衡，從而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恐怕是賈充最重要的政治考量。在此情況下，賈充分別將兩個女兒嫁給齊王攸與太子司馬衷，早已確保了其在西晉政治中立於不敗之地。
因此當咸寧二年之後，武帝決心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開始重用外戚時，君臣之間的政治裂痕便日漸加大。
外戚楊氏家族在泰始年間尚只是賈充政治上的附庸，到了此時然已經有了平起平坐的態勢。武帝這種極力打破原有政治平衡的努力，並不為賈充所喜見。而伐吳的成功將會給武帝帶來改組現有政治格局所必需的威望，這也不是賈充所樂意見到的局面。
當然，如果武帝極力推動的伐吳遭到失敗，同樣也會引起新的政治動盪，同樣不是以保持政治穩定為目標的賈充所願意面對的。
而站在武帝的立場上，其首先必須要在表面上維持朝廷的團結，因此在進行伐吳的人事安排時，武帝依然把賈充列為統帥，以顯示對朝中元老的倚重。
如果說賈充這個掛名的主帥只是略顯滑稽的話，那麼在其他的人事安排中則可以看出武帝的良苦用心。
這便是晉武帝心中所謀劃的一盤大旗，後面的結果也如司馬炎所預見，伐吳之戰兵不血刃，所帶來的豐厚政治成果給司馬炎奠定了更為堅實的政治資本。不僅將個人權威完全凌駕於宗室之上，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狠狠地壓制了曹魏以來的功勳集團。
不動聲色之間，集權恍惚開始而又恍惚結束，旁人毫無招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