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學家司馬遷的說法：中國自黃帝時代以來都有確切的紀年，但由於各種資料中紀年的說法並不統一，因此在司馬遷鴻篇鉅製的《史記》裡面便沒把這些不統一的紀年記錄下來，隨著後來歷史的變遷就使這些不統一的紀年漸漸湮沒失傳了。如今我們不得不借助於現代的考古技術去進行夏商周斷代工程。古人顯然不具備這樣的技術手段，因此關於中國歷史上早期的商湯滅夏、武王伐紂等事件發生的具體年份其實在古代史料中是缺乏統一答案的。然而公元前841年發生的一件事使後來中國曆朝歷代的史書找到了標誌性事件。
從此中國歷史就有了確切的紀年標準。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原來這年周厲王放棄都城鎬京出逃了。誰能把國王趕跑呢？答案是鎬京城的百姓。老百姓閒著沒事是不會趕國王玩的，事實上鎬京城之所以在這時鬧出這麼大動靜可以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周第七位國君周懿王死後按理說是該由他的太子姬燮繼位，但周懿王的叔父姬闢方卻乘機奪取王位成為周孝王。孝王死後姬燮在諸侯們的幫助下又重新奪回了王位。這兩次不正常的王位繼承反映了統治階級對最高權力爭奪的公開化。
在這一過程中周天子與諸侯之間的禮制規範也遭到破壞，從此諸侯貴族就開始插手周王室的權力傳承，而周王室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愈演愈烈。實際上這時周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就已相當尖銳了。周朝在政治上實行的是分封制：理論上全天下的土地都屬於周天子——這就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當時的條件下週天子根本不可能實際管理這麼大面積的土地，所以就把土地分封給各路諸侯，各諸侯國又把從天子那裡受領的土地轉封給國內的世家貴族。
與政治上的分封制相配套的是經濟上的井田制：將大塊的田地分割成九塊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塊田地由大家合耕，收穫歸國家所有，稱為公田；其餘八塊收穫物歸各家所有，稱為私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時向授予者交納貢賦，在戰時則有服兵役的義務。周天子作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權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貴族和庶民取得貢賦，也有權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周王朝取得貢賦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庶民助耕公田；其二是諸侯采邑主的朝覲貢獻。
周懿王死後周王朝兩次不正常的王位繼承過程中諸侯透過插手周王室內部的權力鬥爭使自己發展壯大，於是逐漸就有一部分實力強大的諸侯索性不再朝貢周天子了。這樣一來周王室的財政收入就主要依賴於庶民助耕公田這種途徑取得，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私田被開發出來，與此同時老百姓也透過從山林湖澤捕魚、打獵營利，久而久之就使周王室的財政收入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周夷王姬燮死後繼位的是他的兒子周厲王姬胡，他對王室的財政問題是很瞭解的。
周厲王時代周王朝在經歷了昭王喪師、孝王和夷王的繼承失序後已日漸衰落。周厲王登基後曾經威脅王朝東方疆土的淮夷再次作亂。此時周王朝的軍隊早已不再擁有建國初期那種摧枯拉朽的戰鬥力了。周王朝的太師虢仲率領南征大軍圍攻昏邑時看起來聲勢浩大，可最終所得的戰利品僅僅只有一個俘虜。周厲王經過11年的準備後對淮夷發動了報復性的戰爭：周厲王親率大軍由成周向南一路攻伐，將淮河流域所有淮夷部落都作為自己的進攻物件。這次戰爭的勝利使周厲王志得意滿。
這次戰爭以後周厲王鑄造了一套青銅鐘放在宗廟裡，還在這套青銅鐘上刻寫了向祖先報功的銘文。周厲王在這篇銘文中將自己比作死在南征途中的先祖周昭王。想必壓抑許久的周厲王已迫不及待要向祖先報告自己的豐功偉績了。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周厲王性格的陰暗面：他好大喜功且自尊心很強。實際上週厲王的南征並沒消除淮夷部落對周王朝的威脅，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周王朝所面臨的財政危機。這時周王朝傳統的井田制度正日漸遭到破壞，而來自外部蠻夷部族的威脅卻並未減弱。一方面是王室財政收入的減少，另一方面王朝始終不得不面對剛性的戰爭開支。
周厲王想了一個現在看來是十足的昏招：他任命了一個叫榮夷公的人為卿士，隨後就讓這個榮夷公實行“專利”政策。什麼是”專利“政策呢？就是把原來人們可以自由打魚、捕獵的山林湖澤全部收歸天子所有，從此不準人們自由出入。可想而知這個政策出來自然是讓人們怨聲載道，這時有了解民情的大臣去勸誡周厲王說：“民不堪命矣！”從此就給後世留下一個”民不堪命“的典故。周厲王聽了大臣的勸誡不僅沒及時調整政策，反而覺得可能是自己的手段不夠強硬才使人們敢於議論，於是他就從衛國找了一群巫者監視鎬京城的老百姓。
周厲王定下規矩：以後凡是敢議論國事的一律殺頭。這下鎬京城的老百姓都不敢說話了，即使是熟人在街上見面也只是互相用眼神交流，於是又給後世留下一個成語叫”道路以目“。周厲王一看這效果是洋洋得意，於是就對大臣召公說：“我有能力制止人們的非議，他們再也不敢議論了！”誰知召公毫不客氣地回覆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在召公看來：人人具有話語權，特別是普通民眾能夠充分行使自己的話語權是社會文明的標誌。堵住人們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條河。
河水一旦決口就要造成滅頂之災；人們的嘴被堵住了，那麼帶來的危害遠甚於河水！治水要採用疏導的辦法，治民要讓天下人暢所欲言。周厲王對召公的勸誡置若罔聞，因此他依然我行我素。公元前841年鎬京的國人集結起來手持棍棒、農具圍攻王宮要殺周厲王。周厲王趕緊下令調兵遣將，結果臣下回答說：“我們周朝寓兵於國人，國人就是兵，兵就是國人。國人都暴動了，還能調集誰呢？”周厲王帶領親信逃離鎬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臨汾市霍州市）並於公元前828年病死於該地。
國王是趕走了，可接下來的局面該如何收場呢？國家最高領導權出現了真空，但國家這個機器又必須運轉下去，那麼究竟該怎麼辦呢？事實上當時其實是有三種選擇的：其一就是將周厲王迎回來。而這顯然是最不可行的——要知道鎬京百姓好不容易把周厲王趕走，再把他迎回來不等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沒意義了嗎？第二種選擇就是由太子繼位。當時太子姬靜確實在鎬京，但此時立姬靜為天子似乎也不妥：一則他是周厲王的兒子，立他肯定也會遭到大家的反對；二是姬靜其人品性如何大家還不知道，萬一將來他報復怎麼辦？
這樣也就只剩第三種選擇另擇賢人而立。問題是該立誰當天子呢？根據周朝的禮制：嫡長子是封地和財產的繼承者。這意味著那些貴族世家的非嫡長子在經過幾代傳承之後社會地位不斷下降，逐漸融入到平民百姓之中。周代所營築的城邑通常有兩層城牆，從內到外分別為城和郭，城內稱“國人”，城外的稱“野人”或“鄙人”。所以西周這次“國人暴動”中的國人指的是居住在鎬京內城的人。這些人儘管是平民百姓，但如果往上倒騰幾代或多或少都有些貴族血統。他們這次起義的根本原因在於抗議周厲王的專利政策。
這也就是說“國人”其實是在為爭取權利而鬥爭。這與後世的農民起義有一個顯著的區別：農民起義一般都是為捍衛最基本的生存權，然而鎬京國人暴動事件中這些國人並沒淪落到衣食無著的地步，但周厲王的專利政策使他們的利益受損，所以他們選擇起來抗爭。當然在他們的背後實際上是有大貴族勢力作為支撐的：我們前面已提到在經歷周王室兩次非正常的王位傳承後世家貴族的勢力已逐漸膨脹。周王朝的統治秩序是在《周禮》的支配下的，但與此同時周王室也必須擁有相當強的政治軍事力量來壓制諸侯。
武王、成王、康王這幾個王朝初期的君王有一定的狠勁和霸氣，而諸侯們也不敢公然捋虎鬚，可幾代之後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富N代就全然沒祖先的這種氣魄，而分封的諸侯們擁有自己的兵權和財權，自然也就漸漸尾大不掉起來。在周朝的宗法制等級劃分中最高的是天子，其次是諸侯，再次是大夫。不僅各諸侯國記憶體在龐大卿大夫貴族勢力，同時在周王室內部也存在著龐大的卿大夫貴族勢力。周天子與王室內部的卿大夫的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比周天子與諸侯之間的矛盾更尖銳。
諸侯畢竟遠在天邊，況且他們也有自己的封國內政要處理，但大夫就是天子賴以統治的施政執行者。如果大夫對天子所擁有的財富產生了窺探之心，那麼天子本身就成為了孤家寡人。最關鍵的地方在於大夫們也有自己的土地，他們還會藉助手中的權力不斷侵蝕屬於王室的土地，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王室力量越來越弱，大夫反而崛起。周厲王將山林湖澤全部收歸天子所有的政策固然使一般平民在營利手段上蒙受損失，但與此同時大貴族的利益事實上也受到了可能更為嚴重的損失。
在周朝的禮法制度下週天子實際上並不像秦朝以後大一統帝國的統治者那樣大權獨攬，而是實際處於一種和貴族階層博弈的狀態。周禮對天子和貴族的行為都構成了一定製約，而周厲王的行為實際上是在剝奪貴族的權利，那麼當週厲王被趕走後貴族們就需要將周朝的執行軌跡拉到貴族們的軌道上來。最終貴族們想到一個能令各方勢力妥協的方法：由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政，等合適的時候再將權力交給太子姬靜。這段歷史時期被稱為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準確紀年的標誌性事件。共和行政實際上相當於一個過渡階段，是對新天子的一種觀察和考驗。國人暴動後周王朝中央政權在風雨飄搖的狀態下王位虛懸十四年。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厲王病死後貴族們經過對太子姬靜的考察決定還位於姬靜，共和行政至此結束。中國古代歷史上一直實行的是君主制，儘管在西周歷史上出現了十四年的共和行政，但這其實是一個短暫的現象而並非一種體制。姬靜的繼位標誌著中國歷史重新回到君主制的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