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御史臺透過對君主的諫諍，將君主約束在儒家禮法和祖宗家法的正規化內，從而使君主能夠恪守君道。對於我們的先人而言，君主專制的政體與其說是一種可能，還不如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它是先人們至少是統治集團平衡整體利益，集體選擇的結果。

作為人格神的皇帝，雖然在理論上享有無上的權力，但是他與他的家族，也是屬於特定階級的一分子。

臺官對君主的巨大影響力

仁宗的一個寵姬聽聞之後，對臺官的這道章疏大為不滿，指斥該臺官，並持寵放言道：若果行，請以奴奴為首。仁宗聽後即降下指揮，將寵姬以下三十人盡行放出。

皇后知道此事問仁宗，為何要將自己所寵愛之人，作第一名遣出。仁宗回答說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這個例子生動的表現出臺官對君主的巨大影響力。

《宋史》把宋代終無外家干政之患，歸結為法度之嚴和母后之賢。在兩個原因中，與法度之嚴相比，后妃的個人品質顯然不是主要的原因。

實際上，從仁宗朝起，由於接連好幾次出現少主用事，母后攝政的情況，外戚大有干政的可能和意願，不過關鍵在於這種苗頭剛一出現，就遭到臺官，有時還包括宰執侍從等官員的激烈反對。他們通常會援引祖宗家法，前代殷鑑力爭，迫使君主或者攝政女後嚴加督管外戚。

由於臺官肩負著諫諍的職責，因而在這個涉及到君主家事的敏感問題上，相比與其他文官，臺官有著更大的行動自由，所以在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較其他官員為大。

在宋代，大凡朝綱尚未紊亂的情況下，宰執的去留與御史的論劾關係甚大。為了保證御史臺對相權的制衡，宋代君主一般都容忍甚或縱容臺官，對宰執之臣連篇累牘的彈劾，即使被彈劾的宰執是自己所信賴的也不例外。

徽宗之後對權相弄權加以姑息

然而在徽宗之後，出現了蔡京、史彌遠、賈似道等權相，那是否意味著御史臺對相權，已經喪失了制衡的作用了呢？事實並非如此，其中關鍵在於，雖然御史們仍然是章奏不斷，不過天子卻對這些意見置若罔聞，對權相弄權加以姑息罷了。一旦君主出於某種考慮，接納了臺官的建議，那權相此時的景遇便堪憂了。

南宋高宗時，執政湯鵬舉弄權，一時權傾朝野，不過高宗一旦採納了時任殿中侍御史葉義向的意見，湯鵬舉立刻就被棄之如蔽履。由此我們可推見宋代御史臺對相權的制衡作用是始終存在的，關鍵的問題在於君主的意見傾向。

不過這個問題不是御史臺自身可以解決的，它屬於整體制度的問題。這個問題恰好說明了在君主制的環境下，監察機關權力基礎的脆弱性。

在中國古代，宋、清兩代在控制宦官方面為得力。宋朝吸取了唐朝中後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控人君廢立的慘痛教訓，制定了嚴格的制度來規範宦官的言行。

《宋史宦官傳序》認為形成宦禍的原因

《宋史宦官傳序》認為宋代未形成宦禍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祖宗之法嚴。其次是宰相之權重。不過御史臺所發揮的作用亦不容小覷。明道之時，劉太后稍用宦官，寵信內侍羅崇勳，便引來臺諫以死爭之，其必行而後已。這樣的例子在宋代是非常多的。

正是在這種多方合力的作用下，整個宋代並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宦官之禍。雖然徽宗後期，因君主袒護，宦官勢力一度惡性膨脹，但畢竟為時不長，並沒有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相較於東漢、唐、明這三個時期，為害遠輕。

唐末和五代十六國，武將勢力是社會動盪的重要禍因。宋代國之初，太祖、太宗和當時的重臣吸取了這一教訓，推行惟削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這一防範武將的基本國策，此後又不斷地在這一方面加以完善和充實，確立了相應的常態化的一系列法度。御史臺則在維繫這些法度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御史臺對武將的用心監督，是有赫赫之功的

史料記載，仁宗時期，負責西北邊境防務的名將狄青，因累積軍功而入主樞密院。但是由於其出身於行伍之間，因此御史們紛紛援引祖宗成規和前代殷鑑，抨擊這一任命，並終迫使狄青交出兵權。

南宋初期，國家形勢處於極度不穩定的狀態，武將勢力抬頭，軍隊出現了非常危險的私兵化傾向。此時，御史們高呼兵權不在朝廷，向高宗痛陳利弊，其決絕的姿態很是引人注目。

此外，御史在諫請君主遵守祖宗典故不用近戚典兵，不拜武人為帥等方面亦有所表現。雖然史學界和普通人大多對宋代過於貶抑武人，造成積弱局面頗有非議。

不過正所謂興一利則生一弊，世間本就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因此對於御史臺依祖宗成法，監察武將的作法，我們仍應給予積極的評價。

客觀地說宋朝得以延續三百餘年的國祚，並在其治下保持長時間的和平和繁榮，御史臺對武將的用心監督，是有赫赫之功的。

結語

總的來說，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御史臺承擔著制奸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察的重大職責，而就御史臺在行使自身職權的表現來看，應該說御史臺已盡到了自己的職責。

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御史們的傑出表現，是宋代三百年太平天下得以維繫的重要基石，其在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絕不可小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