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納蘭談史

宋朝誕生於內憂外患的五代末期，雖然歷經太祖、太宗二朝的苦心經營達到了穩外安內的國家局面，但隨著歲月的變遷，遼、夏等外部勢力迅速崛起，國內也面臨著百弊叢生積貧積弱的嚴峻形勢，宋朝迫切需要一場大規模的改革運動來鞏固政權的穩定與繁榮。

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橫空出世的，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兩場浩浩蕩蕩的改革都是以失敗而告終，非但未能挽救北宋的國運，反而還加速了該政權滅亡的速度，如此利國利民的兩場變法，它們之間有何異同？為何在北宋行不通呢？

守舊派的頑強

但凡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變法，與其稱之為改革倒不如直白的說它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影響的不是簡單的個人權益，可能是一個集團乃至一個階層幾個階層的利害關係，而且該階層還掌握著社會上主導的財政大權，因此反對改革的勢力不可謂不強大。

在北宋的這兩場改革裡，保守派就發揮了這樣一個阻礙變法的作用，慶曆新政中，改革先鋒范仲淹旗幟鮮明的以整肅吏治為改革核心，保守派則自結朋黨伺機反擊，結果把仁宗時期的黨爭推向了一個小高潮，搞得皇帝也莫可奈何。熙寧變法中，在宋神宗的支援下王安石頒佈新法，結果反對派卻陽奉陰違，在下層破壞執行，造成了上層指揮失地方的局面出現。

改革派和保守派除了朝堂上無休止的口水戰外，在地方上也是明爭暗鬥，在宋朝重文輕武的時代，文官的政治力量不可小覷，守舊派的頑強使得改革中的頑瘴痼疾無法根除，深層次利益關係無法進行大的調整，改革之路阻力重重寸步難行。

政策上的問題

改革的載體是政策，政策的好壞關乎到改革的成敗。無論是慶曆新政還是熙寧變法，目的都是為了實現北宋富國強兵，改變當下國家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局勢。沿著這個脈絡，范仲淹認為帝國不振在於人事不良，所以其改革側重點在吏治改革，這是個長期投資。而王安石變法時帝國已是瀕臨危亡，國庫赤字嚴重，所以更加講究短期效益，於是匆匆忙忙的搞起了國家理財，其側重點是短期集資，他們的思路，也就決定了其政策的利弊。

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在內容上看似切中時弊，但也暴露出了種種不現實性以及北宋組織人事制度的僵硬。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可謂是北宋最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甚至其主打的《青苗法》還超前的試圖以信用借款的形式來刺激國家經濟成長，不可謂不是好政策，但也露出了許多可以預見的棘手問題，最後連受益的百姓也不願意接受此法，而各法之間又存在著相互矛盾，可見，新法在政策內容上也暴露出了細節方面的問題。

對皇權的利害

任何一場大的改革都離不開皇帝的支援，也都沒有比皇帝面臨著壓力更大的臣下，因為天下是趙家皇帝的，天下的得失盛衰皆繫於他一人，而改革的成敗也都繫於他一人。

在仁宗皇帝的授意下慶曆新政如火如荼的進行，但隨著改革的深入，保守派炮製放大的種種把柄，改革勢力的擴大並結群，終於突破了皇帝保守且脆弱的心理底線，使他不再成為變法意志堅定的捍衛者，反而畏懼變法所帶來的一切不堪設想的後果，進而一手毀掉了新政，熙寧變法失敗也同樣如此。

可以理解，北宋王朝如此這般深層次、強力度的兩次改革，使得統治者內心波瀾迭起，是富國強兵還是安享生平？相信他們更願意選擇前者，但落實到行動上更願意接受後者，畢竟在皇權政治下，皇帝是不可能隨便用皇權當做政治賭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