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是中國古代所特有的權力更迭形式。相傳上古時代，堯帝讓位於舜，舜在之後又推位於禹。這樣的傳說聽起來頗為夢幻，然而卻因為其強大的道德感召力被儒家所推崇。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禪讓制度一共分為兩種，一種是將國君之位讓與無血緣關係之人，被稱之為“外禪”，與之相對的，是傳位於自己血親尤其是兒子的“內禪”，無論是“外禪”還是“內禪”，都向來為史家所褒譽晉代幹寶所著《晉武帝革命論》曾言“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
可見，這種權力更迭的方式似乎是一種文人所向往和推崇的政治圖景。然而事實果真如此麼？先不說西晉咸寧年間出土的《竹書紀年》對上古禪讓制傳說的摧毀，僅是從已有信史的朝代種那些內禪、外禪之後的恐怖政治傾軋來，這樣的禪讓制度也很難令人信服。
就拿內禪舉例，按理說，這種以血緣維繫的政治架構應該更為穩定，自秦代以降，至清代宣統帝退位的2132年間，真正為史家所承認的太上皇（內禪之後的退位皇帝）為22位，其中宋代就佔據4人。可是這四位太上皇在退位後的處境，卻讓人脊背發涼。尤其是北宋宋徽宗的內禪，更是在北宋末年惹出了無盡的風波，甚至可以說，“徽宗內禪”一事同樣是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今天，我們就以徽宗內禪一事，一窺北宋滅亡之前那混亂不堪的政治格局，以及此時對於北宋政局的嚴重影響。
一、徽宗內禪：不得已為之的避禍之舉與冷靜的政治考量
承平百年的宋遼二朝，至徽宗時期已經逐漸邁入暮年，宋遼對峙百年的格局，隨著女真的崛起而發生鉅變，宋朝聯金滅遼的政治主張，最終導致了遼國腹背受敵而亡。可以說，徽宗宣和的七年時間，是北宋與北方民族對峙的新階段。這一時期，原本不可一世的遼國雖為金國所滅，然而，自白山黑水中走出的女真人，卻是宋朝所面臨的遠比遼國更為強悍和兇蠻的敵人。
在伐遼之戰中，宋金本為同盟，然而，在滅遼戰場上的宋軍，卻屢戰屢敗，使得原本希望以宋朝百年底蘊為助力的金國君臣反而認清了趙宋的虛弱實質，內部的少壯派開始試圖以更為激進的策略對宋。金國吞食天地之野望，自此開始恣肆。
更為惡劣的事態是宋朝收攬平洲叛將張覺一事，張覺本為遼國將領，自遼滅亡之後歸附女真，宋朝卻“密遣人誘致，令率眾內附”，希望以此兵不血刃的奪取平州一地，然而此舉卻相當於直接撕毀了宋金盟約，金人稱“苟不先之，恐為後患”，也以此為機對宋宣戰（雖然此時宋朝已經在金人的恐嚇下殺掉了張覺），其伐宋檄文中“況趙佶越自藩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盜為元首，因而熾其噁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己有天命，作虐無傷”。可見，對金政策的失誤成了北宋外患的直接原因。
而與之相對的，是更為嚴峻的內部局勢。竭天下以自奉是後人對宋徽宗最直觀的評價。由於統治者的驕奢淫逸、橫徵暴斂，民眾之怨氣早已沸反盈天，方臘起義就是這一時期最為嚴酷的內部叛亂。面對金軍南下的鐵蹄，張惶無措的宋徽宗卻想到了“內禪”這一“良策”。
值得注意的是，評價宋徽宗的內禪，我們兵不應該完全將之當做毫無擔當的逃避之舉。誠然，從其後面的所作所為來看，他之所以內禪，必然有著避敵自保之心。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當時的洶洶物議也的確可以透過宋徽宗的內禪而得以宣洩。
宋欽宗繼位後，在一開始也的確進行了 諸多整肅之舉，如重用李綱、种師道等主戰大臣，並壓制和斥退了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朱勔、李彥六賊，之後開封之戰得以取勝，與此也有著一定的關係。這樣的行為的確有助於宋朝軍民的抗金之行。此外，此舉同樣也使得金人南征的政治藉口失去憑依，師出無名畢竟是一件大事。
從後面的結果來說，宋徽宗的內禪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宣和七年，使臣李鄴將“徽宗內禪”的訊息傳至金兵大營之後，果然讓後者一度手足無措。《三朝北盟會編》中稱“聞天子內禪，軍中大驚，猶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備，意欲還師”。然而，這種虛實之計脫離了軍事實力，只能得逞一時，已經南下的金軍即使真的有所踟躕，卻並未因此而止步不前。可以說，
“徽宗內禪”這一場政治秀，最終被金軍一力降十會的舉動直接破除。
二、太上皇南逃：欽宗親征大勢下的恐怖陰影
若徽宗內禪的結局僅僅到此為止，那麼，徽宗作為一國之主，其前事所行雖然於國無益，但其繼任者宋欽宗卻依舊可以透過權力的更迭來重新運作國朝，而朝臣或許也可以以此為憑重振國事。尤其是在金國尚未到來之前，新政權雖然百廢待興，卻依舊有力挽狂瀾的可能。
然而，這一切願景卻因為宋徽宗的南逃之舉而破碎。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宋欽宗下詔親征。希望以國君之威重振士氣，這也是自宋太祖北伐失敗之後，第一位下詔親征的宋天子。然而就在此刻，已經變為太上皇的宋徽宗畏懼於金國兵威，竟然“乘夜南逃”。在《李綱全集》中對於太上皇出逃一事有著極為詳盡的描繪：“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猶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飢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淮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
一朝天子，即使已經退位為太上皇，卻依舊是宋朝之國統體面。然而，卻幾乎是以喪家之犬的態勢，從“舟船”到“肩輿”再到“瓦船”，幾次更換交通工具，唯恐金兵追逐。而由於倉皇出逃，未帶足夠的隨侍者，以至於只得不顧體面的幾人分食一餅充飢。這樣的漢家天子，又如何能鼓舞軍民士氣。
宋徽宗的出逃也令原本就倉皇一片的東京城轉瞬間陷入混亂之中。史書記載“侍從、百官往往逃遁”，雖然宋欽宗為了減少其出逃的影響，將其南逃之舉掩飾為“為國祈福”，稱“朕恭奉道君皇帝，比以尤勤感疾，禱於太清，誕日康復，方燕處琳館，靡有萬機之繁，可以躬伸報謝。今來就正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祇奉睿訓，敢不欽承”。
然而，這樣的政治公關所能起到的效果卻極為有限，如今的我們無法確切得知徽宗南逃對北宋士氣打擊的 嚴重程度，但它對另一個方面的影響卻極為巨大，那就是形成了兩宮同立的弔詭政局。
三、兩宮同立：皇權交割的藕斷絲連及惡劣影響
內禪相較於外禪，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政權交接的徹底性不足。在古代，除了中國曾經出現過內禪以外，位於我國東部的日本也有過這樣的政權交接問題。尤其是在院政時代的白河上皇時期，這位名義上的太上皇其實是透過名義上的“內禪”，擺脫了關白勢力對日本王權的窺伺。
然而，與白河上皇不同，宋徽宗雖然當國二十餘載，但因為其倒行逆施早已令民眾對他失去了信心，相反，早期勵精圖治的宋欽宗卻有著少壯派朝臣的支援。以當時的局面來看，權力的迭代本應順暢無比。
然而，宋徽宗的南逃，卻將這一局面打破。習慣言出法隨的宋徽宗，在抵達江南後，很快就忘記了自己最初“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的政治許諾，反而開始再次插手國內軍政尤其是江南地區的軍政，這一時期，他所下詔書中直言“淮南、兩浙州軍等處傳報發入京遞角，並令截住，不得放行，聽候指揮”。這樣的要求下，北宋東南地區的軍務幾乎被其一手把持，作為北宋京城的開封，幾乎無法直接管轄東南政務。
自晉代以來，經濟中心就逐漸向南轉移，到了兩宋時期，東南地區更是朝廷治理的關鍵區域。此時的朝廷，正處於金兵壓境的重要關節，南方的物資和軍力支援的消失，幾乎讓宋欽宗一系的憑依消失大半。
這樣的矛盾至靖康元年正月更是變得無比劇烈，《三朝北盟會編》中記載，“鄜延張浚、環慶韓時中、涇原馬千等皆至，京師稍安，斬內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這三位被斬殺的內侍官，是否是在宋徽宗授意之下私藏了勤王金牌，我們如今已經不得而知，但兩宮之間的齟齬和爭鬥，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以常理相度，主動禪位的太上皇，本應在新帝親政之初以輔佐角色來幫助其理政問政，然而，宋欽宗之太上皇不僅未能為北宋朝廷的困局起到應有的 作用，反而為其君臣執政帶來了諸多麻煩，在這樣的局面下，原本應被列為頭等大事的金兵威脅反而成為次要問題。
正是因為這一原因，靖康元年二月金兵北歸之後，宋欽宗君臣並未開始備戰金兵威脅，反而開始商討“迎奉太上皇入京”一事，時人言“為今之計，若莫重為禮以必上皇之歸，遣見任宰相為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東向，臨遣於庭，退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以必死，大賞隨行將士令扈駕以歸，庶幾父子之誠有所感動。”可見此時的朝廷，已經因為徽宗之事而本末倒置。
然而此時，距離金兵第二次南下，僅剩下半年時間……
四、結語
皇權的唯一性，是內禪制度的最大困局。一來，宋徽宗的主動讓位，有利於宋朝走出徽宗時代的政治困局，然而另一方面，宋徽宗的存在卻令宋欽宗所面臨的政局變得愈發複雜。宋徽宗即使內禪為太上皇，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無論其主動還是被動，都會對新帝的威信和統治造成削弱和分割。
欽宗一朝，因為徽宗南逃及二宮分立之事，不得不陷入頻繁的政治傾軋中，當時流傳於坊間，有“十不管”民謠一首：“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事實上，無論是太學、春秋、舒王，，都是欽宗朝太上皇問題的延續。至於女真南下之後“開封淪陷，父子同囚”，也不過是這一切因果糾葛治下所結出的最後結果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