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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爾扈特部本是我國西北部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其他三部為準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其中和碩特部是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兒的後裔，而準噶爾和杜爾伯特部是元臣孛罕後裔，而眾所周知的土爾扈特部則是元臣翁罕後裔。《皇朝藩部要略》記載：“厄魯特舊分四部，曰和碩特，姓博爾濟吉特，為元太祖哈布圖哈薩爾裔，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姓綽羅斯，為元臣孛罕裔，曰土爾扈特，為元臣翁罕裔。”

起初，土爾扈特部與其他三部都駐牧在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之南，後來厄魯特部之一的準噶爾部日漸強大，謀求盟主的地位，等到噶爾丹之父巴圖爾琿臺吉上任後，準噶爾部實力又一次擴充套件，“據伊犁，兼脅旁部，與喀爾喀鄰，勢俱張甚”，在此時土爾扈特部顯然也是準噶爾部吞併的目標之一，當時的土爾扈特部首領和鄂爾勒克不甘心屈服於準噶爾部，遂決定率部落五萬餘帳，二十萬餘人離開原駐牧地塔爾巴哈臺，向西南遷徙，越過哈薩克草原，渡過烏拉爾河，來到了伏爾加河下游駐牧。《回疆通志》說：“準噶爾稍強，有巴圖爾琿臺吉者，遊牧阿爾臺，侮諸衛拉特，和鄂爾勒克惡之，挈族走俄羅斯，屯牧額濟爾河，倚騰吉思巨澤。”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土爾扈特部遠走伏爾加河，但是卻依然與遠在千里之外的故土保持著密切的聯絡，這成為了土爾扈特部東歸的根本原因。

綽羅斯·噶爾丹

如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和鄂爾勒克的長子書庫爾岱青派遣使者錫喇布鄂爾布向清朝“奉表貢”。順治十四年（1657年），土爾扈特部的羅卜藏諾顏和他的兒子多爾濟派遣使者沙克錫布特等人“貢駝馬二百餘，復攜馬千，乞市歸化城”，清政府同意進行馬匹貿易。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政府平定噶爾丹後，土爾扈特汗阿玉奇派諾顏和碩齊等隨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者一起“入貢慶捷”。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貢路被策妄阿拉布坦斷絕的情況下，阿玉奇汗派使者薩木坦等假道俄羅斯，表貢方物，康熙皇帝派內閣侍讀圖裡琛回訪，經過兩年的長途跋涉到達了土爾扈特部，受到了熱情接待，在宴會中阿玉奇汗公開表示“我雖外夷，然冠服與中國同。俄羅斯乃嗜慾不同、言語不通之國也”，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待了土爾扈特汗敦羅布拉什的使者吹札布，吹札布不僅控訴了土爾扈特部飽受沙俄壓榨之苦，而且還表示“俄羅斯因謂為其屬，然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自為人臣僕”。由此可見土爾扈特部雖然遠離故土，但是始終有濃郁的故土之思，就是這故土之思也為東遷埋下了伏筆。

其次、在土爾扈特部遷入伏爾加河下游後，沙皇俄國也是在擴張期，土爾扈特部也成為了沙俄征服目標之一，沙俄自阿玉奇汗死後，對土爾扈特部的控制從政治、經濟、宗教等步步加緊。等到阿玉奇的曾孫渥巴錫繼任汗位後，沙俄的高壓政策變本加厲，在沙俄與鄰國瑞典、土耳其的爭霸戰爭中，向土爾扈特部進行無休止的徵兵，造成了土爾扈特部動盪不安，有滅族之憂，這也是他們重返故地的現實因素。《聖武記》說：“康熙中，俄羅斯之察罕汗曾徵土爾扈特兵攻西費雅國，土爾扈特兵不習戰，多受創。至是，叩肯汗攻圖理雅國，復徵之，土爾扈特兵屢衄，死傷萬計，正當王師定伊犁之後。”《回疆通志》記載：“以俄羅斯徵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臺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焉。”

渥巴錫

而當時在清朝攻滅準噶爾汗國後，原準噶爾汗國的逃人舍楞（也屬土爾扈特部，但是此部依附準部，準部滅亡後，逃亡至渥巴錫處，是為新土爾扈特）極言在準噶爾汗國滅亡後伊犁空虛，可以佔據，我判斷渥巴錫在沙俄的壓迫和對降人帶來的資訊綜合考量下，做出了東遷的決定。

在東遷過程中，渥巴錫率領土爾扈特十六萬部眾，擊敗了沙俄追軍，打破了哈薩克人的堵截，前後歷時八個月，只剩下七萬餘人到達伊犁。

清政府對土爾扈特部的首領、部眾進行妥善安置，封渥巴錫為卓裡克圖汗。分土爾扈特部為新舊兩部分，各設札薩克，舊土爾扈特部由渥巴錫統領，分十旗，歸伊犁將軍統轄；新土爾扈特由舍楞統領，分兩旗，為定邊左副將軍統轄。對其部眾，清政府也盡力接濟，採取“口給衣食，人授以衣”的原則，發銀二十萬，購買大量的牲畜、棉布、茶葉、米麥、氈廬等生活用品，加以賑濟。

所以，土爾扈特部的東歸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故土之思，又有沙俄壓迫等現實因素，總而言之土爾扈特部東歸他們的英雄舉動值得讚揚，在我國的民族關係史上又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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