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人的筆下，王昭君的形象是手抱琵琶，騎在馬上，一副悽婉哀怨的愁容，再加上天似穹廬的蒼茫景色，重重關山的斷腸路途，不時發出的幾聲琵琶之音，將昭君出塞的場面描寫得天慘雲悲、黯然傷神。但是，兩幹多年來，人們一直沒有弄清：
昭君出塞時是否帶有琵琶？這種“懷抱琵琶”的形象是如何產生的？
古書上關於昭君抱琵琶出塞和親的記載，始見於晉，而盛於唐，元、明續有演變；最初見於詩、賦，繼而則雜劇、圖畫、雕塑均有出現。西晉石崇《明君辭・序》說：
“昔（細君）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其所造麴，多哀怨之聲。”
從此以後，人們就把昭君出塞刻上了懷抱琵琶過關山的形象了。杜甫詩云：“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到明代，雜劇《昭君出塞》劇本前面附有兩幅畫像，一幅為昭君辭別漢元帝準備啟程和親，另一幅為昭君出塞行程圖，圖中的王昭君形象就是：
騎著白馬，身穿花繡皮袍，衣領鬃鬣披肩，頭戴狐皮帽，昭君身後有一侍女，也身穿皮袍、皮領披肩，乘馬，手抱琵琶，緊隨昭君。
昭君出塞時懷抱琵琶的傳說，自晉至明清，愈來愈盛，這一形象竟然成了昭君特有的形象了。直到現在，畫家筆下的《昭君出塞圖》，王昭君騎在馬上，懷抱一面現代式樣的琵琶。
美妙的傳說，絕倫的技藝，活龍活現的人物形象，昭君出塞抱有琵琶的故事已深入人心了。
歷史的真相又如何呢？似乎很少有人去探究。
大概從晉代開始，昭君出塞就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但人們對昭君的形象似乎沒有過多的注意。西晉的石崇根據西漢細君公主遠嫁烏孫之時有“馬上琵琶”一段故事，他推測昭君出塞遠嫁匈奴大概也是如此，但這還是一種猜測。後代文人不加分析地援引此作為證據，出現昭君出塞抱琵琶的大量詩詞、戲劇與繪畫。
隋代的音樂家虞世南又根據《明君辭》作了一篇《琵琶賦》，肯定昭君抱琵琶出塞真有其事，由於作者是音樂專家，因而他的觀點比石崇的推測給後人的影響更大。不僅一般文人迷他，甚至連唐太宗也被他吸引，寫了一首《詠琵琶》詩：
“半月無雙形，金花有四時。摧藏千里態，掩抑幾重悲，促節縈紅袖，清香滿翠帷。駛彈風響急，緩曲釧聲遲。空餘關隴恨，因此代相思。”
因為唐太宗也認為昭君懷抱琵琶實有其事，所以，在隋唐人的詩詞和元代雜劇的影響下，王昭君變成了鼎鼎大名的琵琶器樂演奏家，以至於元朝善彈琵琶的伶人與樂師竟被譽為“王昭君”！
明清以至今天，人們一提起王昭君，就想起了遙遙關山、茫茫草原、馬上美女、懷中琵琶、怨音聲聲、行路慼慼的形象與場景來。昭君出塞懷抱琵琶的形象可以說為眾多的人們所深信不疑，並且在繼續向更多的人展現它的存在。
但現在有學者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相沿幾千年來的昭君出塞懷抱琵琶是不真實的，石崇所說昭君抱琵琶不過是一種想象，史實也毫無根據，後代人連篇累牘地渲染的“昭君懷抱琵琶出塞”形象，純粹以訛傳訛。
早在明代，陳耀文在其所輯音樂史資料《天中記》卷43裡曾提到這個問題。現在有人認為昭君出塞懷抱琵琶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昭君出塞抱琵琶的傳說。是烏孫公主遠嫁時，令樂工馬上奏琵琶的一種附會，晉時只有烏孫公主遠嫁時有用琵琶隨行的傳說，而昭君抱琵琶的傳說卻沒有。如晉代傅玄《琵琶賦》序言：
“《世本》不載作者，故老雲：漢送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作之。”
宋代蘇軾的《聽琵琶》詩中也作了區分：
“夢迴只記歸舟字，賦罷雙垂紫錦絛，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雁聲高。”
有人還指出，從現有的音樂史資料看，西漢時並沒有琵琶，琵琶的出現，最早可能在晉朝。《文獻通考》記載：
“晉阮成善彈琵琶，後有發鹹冢者，得琵琶，以瓦為之。”
這從實物資料可以證明晉時確已有琵琶，至於晉以前則找不到這樣有力的證據。不過，縱然西漢時已有琵琶，也不能證明昭君出塞時必定抱有琵琶。
由此看來，昭君出塞時是否抱有琵琶還是一個未解之謎。雙方都帶有猜測推論性質，但有一個突破口可以引起人們的注意，就是王昭君時代有無琵琶了？這樣，就從昭君出塞是否抱琵琶的歷史懸案中引出另一箇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疑案：
琵琶輸入中國的時間與路線。
琵琶，是馬上彈奏樂器，最初寫作批把，後又寫作枇杷，晉代以後才改成琵琶。劉熙《釋名》說：
“批把，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卻曰批，引手卻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
由此可見，琵琶原是外來樂器。
琵琶這類樂器是印度和波斯共有的，古梵語中的Btarbbu（撥絃）的音譯和琵琶相近，在公元前後，古希臘語的Baryton是一種琵琶類絃樂器，同類樂器在古波斯語中叫Barbot、晉代傅玄的《琵琶賦序》中指出，傳說烏孫公主遠嫁時，傳習的樂器中有琵琶，“以方語目雲，故云琵琶，取易傳於外國也。”
琵琶是外國傳入中國的，那麼又是何時傳來的？
尚無確論。有的認為在晉代才有琵琶的實物證據，有的認為張騫通西域後即已傳入，有的認為西漢嫁烏孫公主時便學會了彈奏琵琶。
烏孫公主帶去的“琵琶”是什麼？
據有人研究，並不是西方傳來的琵琶，而是中國原產的樂器“秦漢子”。既然如此，王昭君時琵琶有無可能印度、波斯傳來的呢？也是未能解決的問題。
音樂史專家研究了中國琵琶發展歷程，指出中國古代的琵琶有三種：
秦琵琶、阮咸和曲項琵琶
，前兩種是中國傳統樂器，特點是琴柄較長、琴身較小，兩面蒙皮，直柄，烏孫公主遠嫁時帶去的就是這類樂器真正從外國傳來的琵琶是“曲項琵琶”，何時傳入的呢？有人指出，約在公元350年左右，即晉代。這種琵琶為曲項、半梨形音箱，有四弦、五絃兩種，演奏時不是豎抱而是橫抱，用撥子彈奏，隋唐時改為手彈；到了宋代，琵琶一詞成為曲項琵琶的專名，與今天的含義相同。
透過對琵琶發展史的研究，我們可以推測，王昭君出塞時可能根本未抱琵琶，即使抱有“琵琶”，也不是今天含義上的“琵琶”，她所彈的琵琶應該是阮咸，不是曲項琵琶。
但後代人在追憶昭君出塞時給她安上的琵琶顯然是依據後代琵琶式樣的曲項琵琶，直到今天，有的《昭君出塞圖》上，畫的王昭君騎在馬上，懷抱一面現代式樣的琵琶，這顯然是不符合史實的。
既然王昭君出塞時懷抱琵琶值得懷疑，為什麼古代文人總是以琵琶伴隨昭君出塞形象呢？可能因為琵琶之調主悲，樂音蕭瑟，容易引起離人的愁思和激起別人的同情，或許容易使他們強加於昭君容貌上的那種“眉蹙春山情無奈”的神態互相掩映和配合。宋代歐陽修《明妃曲和王介甫》詩中說得很明白：
“身行不過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諮磋。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漢官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玉手坐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至於為什麼後人所加給昭君懷中所抱的琵琶形象已不是“秦漢子”而是曲項琵琶，則很可能因為從外國傳來的曲項琵琶自隋唐以後就成了中國樂器中的一大主流，人們以後人的想像來追憶歷史的童話，從而編造出一段美麗動人的馬上彈琵琶的傳說來。
那麼，昭君出塞時到底帶的什麼樂器呢？
在古代文人的一些詩詞中，昭君出塞時攜帶的樂器就有笳、笛、箜篌、琵琶、琴等，這些樂器中，除笛、琴與匈奴的關係史無可考外，箜篌、笳都有線索可尋。《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載，西漢元帝時，曾贈給呼韓邪單于稽侯珊一些笠篌、竽、瑟，而笳則是匈奴人中流行的樂器，這樣，將箜篌、胡笳與昭君出塞聯絡起來倒有可能。不過，這也是一種依據歷史背景而作出的推測。
昭君出塞是否懷抱琵琶了呢？這樁歷史公案似乎已清卻又疑團重重。但是昭君出塞完成了她的使命，避免了漢朝和匈奴之間的戰爭，為國家贏得了和平，她的出塞是一件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