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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素以“嚴苛”著稱，治國、治吏，手段嚴厲，甚至嚴酷。居然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給下屬漲工資的帝王。
1724年，雍正二年，清朝的文官在年薪的基礎上，開始領取數額不等的“養廉銀”。當然，級別越高，錢也越多。
從晚清封疆大吏曾國藩的工資條上，能看到他做兩江總督時得到養廉銀的數量——1。8萬兩白銀，約合300萬元人民幣。
漲工資當然高興，但還要多幹活兒。什麼活兒？徵稅唄！
與“養廉銀”的薪酬政策同時推出的是“耗羨歸公”的稅收政策。
“耗羨”（又稱“火耗”）是向百姓徵收稅賦時損耗的成本，或者說是額外變相徵稅的名目。這些變相徵稅的款項並沒有進入國庫，而是地方官員中飽私囊了。
“耗羨歸公”把暗箱操作的非法徵稅合法化了，“火耗”的比例按國家規定徵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稅收，同時也從中給官員們發放“績效工資”——養廉銀。
中國封建社會變法革新運動的基本訴求是增加政府稅收，以保證中央各項開支。
雍正朝的新政也是如此，發養廉銀不過是激勵官員多徵稅的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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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漲了工資還是不夠。“耗羨”歸公了，地方官員還有別的方式對百姓盤剝。為什麼呢？
問題出在中國封建官場“低薪養廉”的體制。
從張宏傑的暢銷書《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可以看到非常有趣資料：
大清帝國的總督，工資表上的年收入只有區區155兩。如果大致以一兩兌換200元人民幣計算，155兩約為人民幣31000元，合成月薪約為2583元。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按今天現行的《國家公務員級別和工資標準》省級公務員職務工資標準是多少錢呢？2510元，和清代幾乎一樣。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巧合。
年收入的基本工資155兩，績效工資1。8萬兩！清朝部長級高官的工資條真是很奇葩。
不過，這些錢看起來已經不少了，卻養不活一個一品大員！
這不到2萬兩白銀要供養部長一家老小、聘用智囊團（幕僚）、招聘衙門工作人員（不進編制的“吏”階層，秘書、科員等），還要負擔差旅、郵遞等費用，怎麼夠用啊？
中間大約4萬兩銀子的虧空怎麼補呢？除了貪墨，還有別的出路嗎？
貪汙、受賄的款項一方面為了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也要“接濟”上級官員（主要是直屬領導）。
在低薪之苦面前——明代官員更慘，錢糧經常拖欠，而且最多發一半，另一半是胡椒等替代品，也有像海瑞這樣不受賄、不行賄的，他自己種菜、穿補丁衣服，勉強維持生計。
海瑞在明朝官場起起伏伏，並不順利，晚年雖然官居二品，但基本上做的是閒差，連明朝最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張居正都瞧不上海瑞，認為他破壞了官場文化。
極端的清廉等於斷了上下級的財路、甚至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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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低薪養廉”無法規避官員貪腐，在封建社會更是形成了制度性腐敗。難道皇帝不清楚嗎？
皇帝當然知道，而且一清二楚。康熙帝就曾對“清官也拿火耗”的事實瞭如指掌。
“低薪養廉”絕不是帝王“以德治國”的藉口，而是皇帝與官僚集團在絕對權力分配上達成的妥協。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中國封建社會進入高度集權的專制時期，官員作為皇權的代言人，建立了權力集中的“大政府”。
地方政府也是行政、財政、司法等歸於一體，在百姓面前一言九鼎，無異於分派到各地馭民的“小號”皇帝。
中國封建社會“外儒內法”的治理模式，使道德、禮教、“人性本善”成為表面文章，而統治者骨子裡卻把官僚和人民預判為“惡人”。
所以在皇帝眼裡，官員都是拿著自己賦予他們的權力向百姓巧取豪奪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領高薪呢？錢不夠自己解決吧。
雍正出臺“養廉銀”，頗具諷刺意味，好像是皇帝花錢換取官員的清廉！
也算是赤裸裸的警告：“我給你們高薪了，別再貪了！”
當然，這所謂高薪只是雍正的主觀標準，與實際需求差距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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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低薪養廉”更是皇帝引誘官員貪腐、進而控制官僚集團的政治手段。
“蘇綽定律”解釋得再明確不過了。
其一，天下無官不貪？不怕官貪，就怕官有異志。故以反貪之名，剔除異志貪官，保留聽話貪官，這樣既可以消除異己，鞏固你的權力，又得到民眾的擁戴。其二，貪官只要貪，你就有把柄在手，他敢異志，自找死路，故必與你同心同德。
皇帝在與官僚集團的博弈方面，也稱得上煞費苦心了。
作者簡介：趙剛（Andrew）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MBA，國際教育知名專家；十幾年來一直從事中英教育交流、文化傳播工作，著有《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歐洲情調之旅》等；資深自媒體人，獲評騰訊教育“2017年度最具價值自媒體”、一點號“2017年度耕耘獎”、搜狐“2016年度留學類自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