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很早以前就想寫的文章。

很多人問過我：“顧道驚城”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們這個名字出自《資治通鑑》，這部我最喜歡的史家經典。

宋神宗對於《資治通鑑》的評語是“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我沒有司馬光那麼大的能耐，可以“治道”，頂多勉強“顧道”。

我為什麼會喜歡《資治通鑑》呢？因為這不僅僅是一本史書。

正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只把《資治通鑑》看作史料，是一種嚴重的偏失。”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的時候，正處於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時期，他希望能夠用這樣一部鴻篇鉅著，為自己的人生加上最精彩的註解。

司馬光在為《資治通鑑》選取史料時，一共選了十七本，也就是二十四史中的十七史。

十七史共有將近一千六百卷內容，被司馬光刪減至不到三百卷。被刪減最多的內容是什麼呢？細節。

如何治國？如何理政？如何平衡局勢？如何調控經濟？

這些話題太大，根本不是一兩篇文章，甚至一二十篇文章能說清楚的，可司馬光就希望透過《資治通鑑》這部鉅著，把這些事全部說清楚。

在這種需求的驅動下，他只能不斷地刪減各種細節，這也是後世諸多傳統史學家認為《資治通鑑》可靠性不如二十四史的主要原因。

就在這不到三百卷的內容裡，司馬光刪除了不少細節，卻也添加了不少細節。

被他新增的細節，除了各種人物對話之外，還有著名的“臣光曰”。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看看《資治通鑑》對於南梁湛僧智的一段描寫。

譙州刺史湛僧智在廣陵圍攻北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元顯伯率軍增援元慶和，梁朝司州刺史夏侯夔［kuí］則率軍增援湛僧智。

最後的結果是夏侯夔先一步來到廣陵城下，元慶和頂不住，於是選擇投降。

夏侯夔表示自己只是增援部隊，受降權利應該屬於湛僧智，但湛贈智認為：降將指明要求夏侯夔受降，自己不能搶這個功勞。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司馬光對於湛僧智的這一舉動大加讚賞，認為他是難得的君子，而且有點過於激動到語無倫次的感覺，前面用了一個“君子”，後面又用了 一個“君子”，顯得有點像小學生作文。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更重要的是：“臣光曰”這種評價往往是在一些重大事件或重大人物之後才會出現的，而湛僧智根本算不上什麼歷史上的重大人物，圍攻廣陵城也算不上什麼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司馬光的文學水平毋庸置疑，可他為什麼會如此在意湛僧智圍攻廣陵城一事呢？又為什麼會在評價湛僧智的時候如此失態呢？

因為他在夾帶私貨。

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姜鵬在評價《資治通鑑》時說：“這本書沒有一個字在講宋代，但是字字指向宋代，應該從一個思想的、觀念的高度來理解這個問題。”

按照現在的話說，司馬光大概是一個標準的“史政派”，所謂歷史內容，於他而言不過是掛衣服的鉤子：掛什麼衣服很重要，至於鉤子是什麼材質製成的，並不重要。

雖然我對於司馬光本人並無太高評價，但這並不妨礙我對《資治通鑑》這部鉅著的推崇。

在我看來，想要了解中國皇權社會，就一定不能錯過《資治通鑑》，這是一本帝王書，字裡行間充滿了對皇權的解構。

我記得曾經有網友對我的文章做過點評：政治一流、文化二流、軍事三流。

對於這種評價，我並不會感覺到憤怒，反而會有一種被認可的感覺，因為《資治通鑑》就是這樣的一本書。

我的文章居然能夠獲得和《資治通鑑》相近的評價，實在是不勝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