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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瓶梅》西門慶支“鹽引”，看明朝中期吏治腐敗和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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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瓶梅》第四十七回《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贓》一節裡，苗表害死了主人苗員外，被安童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周守備見沒贓證，不接狀子。安童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衙門透信的人，悄悄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
苗青透過王六兒搭上了西門慶的關係，苗青答應了西門慶多花錢買命。西門慶收了賄賂錢，分了一半給夏提刑。“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升廳，那提控、節級並緝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裡提刑做了文書，並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
苗青逃過一劫，撿了一條命。逃回了揚州。
這邊，主兇放回，安童不服。安童遇上了清官巡按御史曾孝序，曾御史審清案件，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
春風得意的西門慶清明節率家眷上墳祭祖，並慶賀墳上新蓋捲棚山子房屋建成。就在這時，接到夏提刑報信，得知已被曾御史參劾，西門慶只有急忙打點金銀禮物，差僕人來保與夏提刑家人夏壽星夜攜書上京行賄。
蔡太師的翟管家收下禮物書信，並拿手貼關照兵部餘尚書將曾御史參本壓下不上呈。後來，皇帝聖旨準下太師所奏七件事，來保央太師府門吏抄了份邸報，等得翟管家回書，與夏壽取路回清河縣找西門慶報喜。
“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準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準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唸與他聽。”
按照《金瓶梅》書中交待，蔡太師向皇帝上奏共有七件事，其中第三條為“更鹽鈔法”：
“三曰更鹽鈔法。竊惟鹽鈔，乃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製鹽法者。詔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糧草，關領舊鹽鈔，易東南淮浙新鹽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今商人照所派產鹽之地下場支鹽。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拘收；別買新引增販者，俱屬私鹽。如此則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在上面的簡單複述《金瓶梅》故事中，出現了一個專有名詞：“鹽引”。這是中國兩千多年鹽業專賣的產物。
02
食鹽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中國古代社會，鹽鐵茶酒是少數幾項大宗交易商品，但這些商品在不同時期都曾實行專賣，鹽是其中實行專賣時間最長，範圍最廣，造成經濟影響最大的品種。
鹽的專賣（或專營）最早始於26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專賣古稱“禁榷”，禁的意思是禁止，榷的意思是獨木橋，禁榷合起來就是自己獨佔，不允許他人涉及經營。
具體到鹽專賣制度，就是獨佔食鹽生產和銷售渠道，從中賺取鉅額利潤，增加財政收入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有一個詞叫“利出一孔”，說的就是食鹽專賣制度設計。
齊國的丞相管仲主張，海濱產鹽之國，可以計口授鹽。當時鹽的生產，政府和百姓都可以煮海為鹽，而運銷，分配、進出口歸國家管理，零售歸商人。這就是管仲向齊桓公提出“官山海”制度，即專營山海資源，主要對鹽實行國營。據管仲粗算，齊國據此一年可獲6000萬錢。
到了漢朝漢武帝時，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和漢武帝窮兵黷武獲得財政支援，桑弘羊建議，從富商豪強手中奪回鹽鐵等重要經濟事業，扭轉國家的財政困難局面。
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起在全國實行鹽業官賣制度。在產鹽的28郡和36縣設定鹽官（均由原來的鹽商擔任），招募百姓由政府提供“牢盆”（煎鹽之鍋）等工具製鹽，成品鹽由政府定價收購、設官販運，實行專賣。
漢武帝之後舉行了著名的鹽鐵會議，廢除鐵酒專營，部分放鬆鹽業專營。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唐朝安史之亂，此後食鹽專賣再度強化。
唐末，就有私鹽販子出現，其中最著名的私鹽販子就是黃巢。他成了唐朝掘墓人之一。
在食鹽專賣的制度設計下，食鹽普通的商品屬性發生變化，成為特殊的商品。其一，鹽的生產者為鹽戶，與普通人不同，單獨另立戶籍，在官府中有專門的部門管理，不得轉換其他行業或逃徒，失去人身自由。製鹽生產工具和原材料均由官府提供，所產之鹽也必須全部上交官府，官府發給工本錢和糧食。除官府認定的鹽戶外，其他任何人不得從事鹽的生產活動，違者處以重罪。
其二是鹽價，在古代漫長的歷史上，鹽的價格總體水平是遠高於其生產成本，且隨著官府財政狀況的不斷惡化而不斷調高。
以唐代為例，唐朝前期鹽業政策為民眾自由經營，官府徵稅，安史之亂髮生後，財政狀況惡化，開始實施鹽專賣政策。《新唐書·食貨四》載：天寶、至德年間，“鹽每鬥十錢，……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鬥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貞元四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鬥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鬥為三百七十。”
這是一筆很好算的賬，鹽專賣實施前後鹽價上漲三十六倍。
03
《金瓶梅》雖然假託宋代背景，其實寫的是中晚明時代的社會生活。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考證：“《金瓶梅》的成書時代大約在萬曆十年至三十年（公元1582至1602年）這二十年中。退一步說，最早也不能超過隆慶二年，最晚也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568到1606年）”
西門慶的僕人來保從京城裡探聽到的商業資訊“鹽引”，就是明代經濟史上食鹽專賣的制度安排設計。
明朝鹽專賣最主要實行的是開中法。中鹽之制起於宋，以鹽、茶為中介，召募商人輸納軍糧、馬匹等物資的方法，有宋一代，實行的並不認真徹底。
明洪武三年（1370年），因山西等邊地急需軍糧，政府募商人輸糧換取鹽引，憑引領鹽運銷於指定地區，稱為開中。《明史食貨志》記：“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曰：‘大同糧儲，自陵縣運一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鬥，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以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
從這個記載可以知道，開中法的制度，主要是為了節省轉運費用。
洪武四年（1371）制定中鹽例，根據里程遠近，一至五石糧食可向政府換取一小引（二百斤）鹽引。此例以後隨形勢變化、米價高低而不斷有所變動。計道路遠近，運糧多寡，考慮中納商人能否獲利等因素，以確定糧引兌換額。
開中之意為軍守邊，民供餉，以鹽居其中，為之樞紐，故曰開中。此法具體實施步驟大一致分為報中﹑守支﹑市易三步：
報中是鹽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區糧倉﹐向政府換取鹽引﹔守支是鹽商換取鹽引後﹐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守候支鹽﹔市易是鹽商把得到的鹽運到指定的地區銷售。
實行開中法後，鹽商們因為長途運輸糧食的耗費巨大﹐曾在各邊僱傭勞動力開墾田地﹐生產糧食﹐就地入倉換取鹽引﹐便於更多地獲利。因這種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經營的﹐和軍屯相對比，故又稱商屯。
根據明朝政府的需要﹐除用糧米換取鹽引之外﹐有時也可用布絹﹑銀錢﹑馬匹等換取﹐但以糧換取是主要形式。
明代前期，鹽引不準交易，鹽商領到鹽引後，趕往產鹽地，再花上一段時間等候支鹽。大約從明中期開始，食鹽市場形成了“邊商”與“內商”的分工：“邊商難於守支（即守候支鹽），故賣引於內商；內商難於報中（即在邊關入納糧草），故買引於邊商。一專報中、一專守支……彼此交易，兩利俱全。”
後來從內商中又分化出囤積鹽引的“囤戶”。他們在無鹽可支時壓低引價，大量收購鹽引，等到有鹽可支時再高價拋售。這對明代中後期的經濟影響很大。
明憲宗朱見深成化年間停止各邊開中法﹐令鹽商於戶部﹑運司納糧換取鹽。
隨著明王朝統治日益腐敗﹐皇室﹑宦官﹑貴族﹑官僚們見持有鹽引有利可圖﹐紛紛奏討鹽引﹐轉賣於鹽商﹐從中牟利。這一現象被稱為“佔窩”。這種現象愈演愈烈﹐破壞了開中制度﹐也嚴重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孝宗朱祐樘弘治年間﹐葉淇為戶部尚書﹐改舊制為商人以銀代米﹐交納於運司﹐解至太倉﹐再分給各邊﹐每引鹽輸銀三四錢不等﹐致太倉銀多至百餘萬﹐國家的財政收入驟增。邊地鹽商大都舉家內遷﹐商屯迅速破壞﹐邊軍糧食儲備也因此大減。
明世宗朱厚熜時﹐楊一清又請召集商人開中﹐實行商屯。明穆宗朱載垕隆慶二年（1568），龐尚鵬為右僉都御史﹐管理鹽政﹑屯田﹐督辦九邊屯務﹐他與陝西三邊總督王崇古詳細規劃在邊地推行屯田開中﹐但因此制敗壞日久﹐已難收得實效。
萬曆四十五年（1617）變革鹽法，廢除鹽引制，實行綱鹽制：官府編制綱冊，只有綱冊上有名的綱商才准許販鹽，而且，綱商的身份是世襲的。
從開中法的制度設計來看，“鹽引”是其中的關鍵，類似於政府發給鹽商的食鹽運銷許可憑證，源於宋朝鹽鈔法。
宋慶曆八年 （1048年），兵部員外郎範祥變通鹽法，由折中法的交實物改為交錢買鹽鈔，商人憑鹽鈔購鹽運銷，官則用所得之錢收購糧草。由於鹽鈔發行過多，鹽鈔法敗壞。宰相蔡京於徽宗政和三年 （1113年） 行鹽引法。鹽引分為長引和短引。長引銷外路，短引銷本路。嚴格批繳手續和繳銷期限，長引1年，短引1季。限定運銷數量和價格。每“引”一號，分前後兩卷，蓋印後從中間分成兩份，後卷給商人的，稱為“引紙”，前卷存根稱為“引根”。
04
不同朝代鹽引的“引法”並不完全相同，按明代的“綱鹽制”，持有鹽引的商人按地區分為10個綱，每綱鹽引為20萬引，每引折鹽300斤，或銀六錢四釐，稱為“窩本”，另稅銀三兩，公使（運輸）銀三兩。以“聖德超千古，皇風廓九圍”命名，未入綱者，無權經營鹽業。
《明史·鹽政議》說，當時的鹽業內資本非常集中，“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這還不算“私鹽”的交易額。
明王朝每年全國的稅收總額平均不過“一千萬兩”，鹽引“一本萬利”的重要作用可見一斑。
剛開始實行開中法時，商人納糧於邊，官府償以鹽引，商人憑鹽引在指定鹽場支鹽，然後到官府指定的銷售區域派賣。軍、民、商各得其利，執行狀況良好，但到後來，開中為官僚所把持，少納糧，納次糧，還要多支鹽，支好鹽，正當鹽商受到嚴重排擠，有鹽引而支不出鹽來，從原來“旦輸粟夕受鹽”變成“祖孫相代不得者”。
《金瓶梅》裡的西門大官人鑽的就是這個“鹽引”的空子。
從上面的引文“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中可以得知，西門慶舊時，也就是上年，與喬親家在高陽關上納了三萬糧倉鈔，按規定可以派給三萬鹽引。
鹽引是最賺錢的東西，西門慶的三萬鹽引按當時的市值可以值1000兩銀子。
《金瓶梅》第五十一回：“正說著，只見琴童兒背進個藍布大包袱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韓夥計和崔本才從關上掛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是個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
同一回裡，吳月娘問西門慶：“‘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才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裡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每起身去罷了。’”
《明實錄》記載：嘉靖三十四年，“兩淮巡鹽御史高鏞議上戶部所核鹽法事宜，……通計止加一十四萬引，得價僅四萬餘兩。”
從這個史料上的記載，可以看出，正好和西門慶所買鹽引價格相近。
然而，在明代中期以後，單單隻有鹽引並辦不了事，或者說作用並不大。開中法的制度設計中，有了鹽引，如何如期支鹽才是最重要的關鍵所在。《明史》上有清楚記載，有商人交納糧米後，自永樂中期開始等待支鹽，竟然祖孫三代而不得。
鹽引是你的，就是沒有鹽給你，等於一張白條。
而西門慶不一樣，他有強大的後臺：兩淮巡鹽御史蔡大人。
《金瓶梅》第三十六回，蔡太師管家翟管家來信詢問替他物色女子一事，並順便告知西門慶太師假子蔡狀元回籍省親，途徑清河，望代為款待。吳月娘託馮媽、薛嫂等媒婆物色好女子。
西門慶在家中迎接款待蔡狀元、安進士，臨行各有厚禮饋贈，算是同蔡狀元拉上關係。“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
來保口中的兩件好事兒，一是指鹽引，二是指蔡狀元點了兩淮巡鹽這個肥缺，而且同西門慶家的鹽引關係極大。
第四十九回，上任途中的蔡狀元路過清河縣，在西門慶家住了一夜。西門大官人招待盡心盡力，好酒好菜，還用上了性賄賂，晚上找了兩個妓女陪蔡狀元睡了一夜。
西門慶正好找到蔡大人說鹽引的事。“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著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才喬親家爹說，趁著蔡老爹這回閒，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教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捲棚槅子外邊站著。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幹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吩咐，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望乞到那裡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著：‘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吩咐：‘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夠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旁邊斟上酒，子弟又唱。”
這裡所寫的是鹽引掣放之法，兩淮巡鹽一個人就可以做主，不須經過其他人同意；放鹽地點在揚州；早放是一種恩惠，說明放鹽是需要關係的。
在別的鹽商還沒有支到鹽的時候，西門慶比別人早支了一個月，自然是奇貨可居，有大賺頭了。
從《金額瓶梅》後來的情節描寫看，韓道國，來保和崔本到揚州找到蔡御史支鹽後賣掉，並往湖州、南京採辦綢緞，帶回了價值三萬兩的貨物。支出的這批鹽，在湖州、南京發賣，獲利多少還沒有計算在內。
這同有些弄不到鹽引，或者有鹽引而支不出來鹽，竟然等了數代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別。有鹽引無關係支不出來鹽，或等待曠日持久，那不但賺不到錢，反而會虧本。時間就是金錢，在明代鹽引的支取上，表現得極為明顯。
表面上看，西門慶獲得鹽引並支出來鹽，並沒有違法，但實際的“潛規則”則讓他和蔡御史操縱法律條文，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這就是富商西門慶的原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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