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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幾度更名——古蜀都城、雒城、漢洲、雒縣等，現在它仍有一個古老而輝煌的名稱——廣漢。

沒有人會否認用華夏文明指代中華文明的合理性，因為大家都認為，中華文明是由夏（約前2070-前1600）文明衍生髮展而來的；也沒有多少人會認為，三國的著名人物——劉備的軍師龐統不是死於落鳳坡的。然而，四川省廣漢市“埋藏有燦爛的古代文明”，或會使這些認識發生質的改變。

一、中華文明或包括華夏文明和華（古）蜀（國）文明

中華文明一直被認為是由夏文明傳承發展而來的，這主要是從北方的考古場地：“陶寺遺址”——“二里頭”——“二里崗”——“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等出土文物之間的傳承關係的研究和各種古籍佐證得出的結論。當然，在對古籍記載和已出土文物關係的研究中，偶爾也會發現極少數無法解釋的事件，但基本上都是個案。

時間推進到了公元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廣漢的一次考古發掘中，出土了青銅神樹等近2000件文物，使得《山海經》一書中所描述“若木、扶桑”，及《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描述的“王供人正蜀”等事物或事件得到了驗證和解釋，三星堆可真是“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

在廣漢進行的考古並沒有止步。時隔34年後的2020年，廣漢又有重大發現。有專家稱，三星堆新近又發現了6個坑，考古人員據此又做出了一些推測，認為三星堆和金沙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是並列存在的，只不過三星堆的等級可能要高一點。川大歷史文化學院院長霍巍認為，從已出土文物的製造技藝和獨特性方面來看，級別明顯很高。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陳顯丹則表示，與三星堆裡的牙璋相比，金沙多數偏小，但其大小原因尚需要進一步探討。

事實上，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上，發現了“鑄接、套接、卯接、榫接”等製作工藝。其中的“套接”工藝在中原古代文明中就從沒被發現過，因而古蜀文明不僅有別於中原文明，而且還可能比中原文明更為發達。

然而，三星堆遺址的考古面積還不到遺址保護區的千分之一，已出土的文物在對古蜀都城的推測研究中存有很多疑問，必須要有更多的文物來支撐和解開疑團。還需要長期而細緻嚴謹地發掘和研究。

因此，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孫華教授對新一期的考古發掘寄予了厚望，希望透過本次考古能夠揭開“器物坑”的年代特別是時間的跨度問題；並透過資料重整，形成完整的三星堆祭祀坑器物群；明確坑群這片區域是三星堆當時開闢的專門“祭祀區”，還是河邊的一塊臨時祭祀的場地？以及這個祭祀區周圍是不是有城牆和壕溝圍繞？它是三個祭祀臺還是一段城牆等；在做器物坑發掘研究的同時，做好城市的考古工作，以便能對三星堆的地點和整個古城有更深刻的認識。

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三星堆古城和其京畿聯合遺址等大遺址區內文物的出土，再結合雲南昭通、越南等地考古而出土的文物，對古蜀文明的研究會更全面、更深入、更準確。一個與華夏文明並存甚至更為發達的華（古）蜀文明或將浮出，屆時，廣漢或因三星堆—古蜀國都遺址（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200年）而問鼎華夏，成為中華古代第一城！

二、新蜀國軍師龐統隕落之地並非落鳳坡而是在雒城

凡看過《三國演義》的人，沒有人不知道龐統是騎著劉備的白馬，在穿過落鳳坡時，被兩面陡峭山崖上的流矢擊中而亡的。為此，德陽還將落鳳坡與金牛古道上的“綿竹關”組合，打造出了一個“白馬關”風景區。

然而，作為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國志龐統轉》，對龐統的死因卻是如下記載的，“ 進圍雒縣，統率眾攻戰，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這裡所圍攻的雒縣，就是現在處於四川廣漢市市中區的“房湖公園”，此公園就是古代雒城的遺址。

雒城乃東漢時期所建，據《華陽國志·蜀志》載：“初平中（公元190年至193年間），益州牧劉焉自綿竹移雒城縣城，築闕門。”

自古以來，雒城就是成都的北大門，是成都抵禦外敵入侵的最後堡壘。除了東漢末年的益州牧劉璋令張任帶兵在此抵禦劉備入蜀而被圍攻之外；還在公元1235～1241年之間，在抵禦蒙古大軍入蜀時，城垣慘遭嚴重破壞；公元1372年，在原州城基址上重建城垣，明末再次被毀；後在1771年再次修築，並在1859年增修炮臺。

矗立於廣漢市區內的古代雒城，經過數次戰火洗禮而數次重生後的城牆，其厚重與堅實明顯有別於它處的城牆，代表著堅定的戰鬥意志，牆下的戰壕和隱蔽體至今依稀可見。

唐代宰相房琯，貶此擔任漢洲府尹時，在城內鑿出的“城府”和“西湖”二湖遺留至今，仍然勃勃生機。並因此而叫做了“房湖公園”風景區。

隨著三星堆遺址的發掘，越來越多的證據將使廣漢市成為擁有“問鼎中華三星堆，隕落龐統古雒城”的亮麗名片的偉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