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間，由於黃河淤澱日趨嚴重，黃河水高於洪澤湖水變成正常狀態，已喪失了刷黃的功能，造成黃河水倒灌洪澤湖，黃河時常潰決，漕船經由黃河也變得非常困難。運河作為漕運的主要載體，雖然與海運相比要近，但因自然環境的影響，部分運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來治理。

嘉慶之後，因河道阻滯，漕船行期經常延遲多達10個月之久，甚至有時不得不在北方停留守凍，等到第二年春暖冰消時，才能向南返程，致延誤兌漕期限。總之，由於運道梗阻，漕船無法正常往返，清政府為解決漕運問題，就必須要另闢蹊徑，別圖良策，從而考慮海運的可行性。

道光年政府財政狀況已大不如前，漕政不興，漕運機構日益膨脹，官吏貪腐無能，造成漕運費用極昂，耗損十分嚴重。漕運成本隨之大大增加，財政亦難匡救，政府已經無力對運道展開全面的整治。當時負責漕糧的省份的米價，大約每石在一兩白銀左右，但漕糧的運輸過程須經過徵收、兌運、運輸到入倉等各個環節，每一節都設定有龐雜的機構，每一個環節都有不法官吏趁機盤剝、勒索，除以上因素外，還有沿途自然和人為的損耗。

於是，漕糧運送至京通交倉時，為力甚勞而為費甚巨，大抵一石至京，糜十石之價不止，這與清代前期相比，費用已經遠遠增加。在徵收方面，州縣徵收，乘機盤剝百姓；旗丁在運輸過程中，勒索州縣和納糧戶，同時，旗丁又受到各地關卡，和漕運官吏的敲詐勒索。

乾隆三十年以前，並無所謂浮收，每石不過折耗數升。而且一些龐大的開支，最終都會轉嫁到一般納糧百姓身上，使民戶在兌交漕糧方面的負擔更加沉重。在徵收過程中，地方官紳常常與州縣官員相互勾結，將自身負擔的漕糧轉嫁到民戶身上。

在交兌漕糧時，要交納各種費用，在收兌漕糧之前要交鋪艙費，兌糧後上船要交米色錢，運軍常以糧米質量不符合要求等藉口，萬般刁難，藉機勒索。州縣開倉旬日，米多倉少，致使糧戶無倉可以輸納，因之滋事，而此時運軍乘機恣索。龐大的費用，大大增加了本就沉重的政府財政負擔，加深了清政府的統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