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

古代中國北方各族群的髮型髮式各異，有“結髮”、“拖發”、“椎髻”、“披髮”、“斷髮”、“剪髮”、“繩發”、“索頭”、“髡髮”等等。這些髮型髮式存在兩個基本區別：蓄留全發和剃髮。蓄留全發是指對頭髮剪剃一少部分，留有一大部分，任其自然生長，但可以結辮，例如“拖發”、“椎髻”、“披髮”等等；而剃髮則是剔除大多數頭髮，往往表現為短髮、寸頭乃至禿髮，比如“斷髮”、“髡髮”等。

髡髮，是指剔除部分或者全部頭髮的髮式，留有的頭髮可以結辮或者自然披散。從遼慶陵壁畫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繪畫《水月觀音》等考古資料來看，在十到十二世紀，北族的髮型髮式雖各自仍有差異，但幾乎都具有了“髡髮”這一基本特徵，活躍的代表即是契丹、女真、党項以及蒙古等。

文姬歸漢圖

在金代張瑀的《文姬歸漢圖》中也詳細描摹到金人的髮式髮型，圖中一共有十二個人，其中在整個隊伍後半段的胡人官員的髮型特點最為突出：前額頭髮剃除，後面頭髮留長，辮成兩個細長的辮子，這是十到十二世紀女真族人的典型發行之一。

從人類學的角度看，關於北方民族多髡髮的原因主要包含信仰和現實兩個方面。首先，不少民族都就將頭髮被視作人的靈魂寄所，弗雷澤《金枝》一書中認為：“原始人相信自己人體各個部分同自己有染觸關係，即使那個部分已從身上脫離出來，這種染觸關係依然存在，”［1］雖然不存有全部頭髮，但頭髮依舊被看作身體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這可以具體表現在清宮檔案記載：“有跟隨將軍明瑞之藍翎侍衛三保家人書克翁，將明瑞身軀掩埋，將髮辮、扳指、帶子帶出，並將總督印信令三保等齎送永昌，給予驛馬赴京，恭候皇上詢問。”［2］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人心中，髮辮是人靈魂的象徵之一，不可忽略，而髡髮恰恰可以留有頭髮，滿足人體的精神需求；其次，女真等遊牧、漁獵民族作為馬背上的民族，常年以打獵為生，避免不了與野獸的搏擊，而髡髮的髮量少，髮辮輕，有利於打獵，髡髮輕快、方便、實用。

在十到十二世紀，髡髮大都剔除頭頂頭髮，但具體形態又有所不同，形式多樣。《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女真）男子辮髮垂後，耳飾金環後顱留髮以色絲系之，富者以珠玉為飾。”［3］女真族髡髮多為剔除頭上其他部位頭髮然後蓄留顱後頭發，結成下垂髮辮。女真髮式雖亦為髡髮，卻與契丹髮型髮式頗有不同。而北宋曾鞏《隆平集》書：“（西夏）文人服靴笏幞頭，武臣金帖鏤冠，衣緋衣，金銀黑束帶，配蹀躞，穿靴，餘皆禿髮，耳垂環。”［4］與女真發式又有所不同。

西夏人以髡髮髮式為主的原因，與西夏的“禿髮令”有莫大的關係。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命令其屬下臣民禿髮，稱為“禿髮令”。《續資治通鑑長篇》即載：“元昊初制禿髮令，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眾殺之”［5］，可見這一政令實行之嚴苛與急促。然而，西夏境內的党項人大都為羌人後裔，或羌化嚴重的鮮卑後裔，在元昊“禿髮令”前，其普遍的髮型髮式也為羌人常見的披髮，這一點當是確實無疑。［6］依據一些學者的說法，禿髮是恢復了拓拔鮮卑的“舊俗”。［7］然而，且不論元昊所部是否為拓拔鮮卑之後，拓拔鮮卑的“索頭”是一種蓄留全發的髮式。［8］

因此，元昊下令禿髮，不應當是模仿鮮卑髮式，依據傳世畫作以及考古資料來看，其禿髮樣式更像是模仿契丹髡髮。元昊自認為拓跋鮮卑之後，《宋史》載其向宋廷上表雲“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9］然而，北魏拓跋鮮卑的髮型髮式本為披髮（索頭），元昊卻下令禿髮，其髮型髮式又頗類契丹，這很可能說明元昊一方面自認為自己是鮮卑之後，然而關於鮮卑舊俗卻知之甚少，遂模仿當時較為常見的、象徵北族胡人的契丹式的髡髮，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元昊自覺為拓跋鮮卑之後，卻對契丹式的髮型髮式生了某種“認同感”，並不惜用行政手段來強制推行之——這一現象可以貼切地反映一種髮式形成的背後，種種政治話語的互動和錯位。到哲宗時期，“環慶路熟戶捉生偽冒、改名、剃髮、穿耳、戴環、詐作誘到西界大小首領”［10］，說明起碼到哲宗時期，西夏人禿髮也是一個重要的特徵。西夏人將禿髮這一習俗一直保留下來，而並非只是懾於元昊一時之威，或許可以說明這種認同似乎相當普遍。

木版畫上的西夏武士

同元昊一般採用行政手段推行髡髮的，還有金的“剃髮令”。其立意緣由則是出於對漢文化的警惕之心和對漢人忠誠的考驗，亦方便女真統治者在戰爭狀態下劃分宋金陣營，區分敵我。早在天會四年（1126年），金政權即下令所征服地區的漢人“宜同風俗，亦仰削去頭髮，短巾左衽。敢有違犯，即是猶懷舊國，當正典刑，不得錯失”［11］，天會七年，又下令“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殺之”［12］，《德安守禦錄》記載：“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群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郢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束。”［13 ］

按建炎三年，距離孔彥舟叛走偽齊、投降金朝尚有四年之久，這時其流寇部隊採用女真髮式，可能是出於借金人之名威嚇南宋軍，方便其南下劫掠的軍事目的，這是金國影響力的絕好體現。再加上金國境內實行的諸如“剃髮令”一類的行政措施，其風俗文化對其他北方民族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到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為止，剃髮令一直得到了較好的執行。剃髮令中，不僅要求漢人剃髮，並且要“如式”，說明女真人的髡髮與契丹髮型多樣的髡髮不同，具有一定正規化。到金末，“今諸人衽發皆從本朝之制”［14］，說明女真式的既髡且辮髮式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流傳。

綜上所述，十到十二世紀，以女真、西夏為代表的各民族髡髮髮式的形成，有民族性因素，還有政治性因素。髮型髮式作為傳統社會中“風俗”的重要部分，推動其發生變化的因素是複雜而多樣的，值得今日史家深入研究。

註釋：

［1］弗雷澤：《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張澤石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346頁

［2］軍機檔，403024233，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轉引自吳美鳳：《“頂上風雲”：滿人髡髮源起》，《滿語研究》，2013年2期，第65頁。

［3］《三朝北盟會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頁

［4］曾鞏《隆平集》卷十二。

［5］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15，景祐元年十月丁卯條，中華書局，1993年，第2705頁。

［6］湯開建：《西夏禿髮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7］詳見吳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頁；朱瑞熙等：《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53-54頁。

［8］詳見李志敏：《索頭為既辮且髡髮式說辨誤》，《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景永時：《關於西夏禿髮令及髮式問題》，《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9］《宋史》卷485，《夏國傳》，中華書局，1985，第13995頁。

［10］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512，元符二年七日丙午條，中華書局，1993年，第12187頁。

［11］李慶善整理：《大金吊伐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06頁。

［12］崔文印：《大金國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4頁。

［13］《守城錄》卷4，（宋）陳規、湯璹《德安守禦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14］《金史》卷35，《禮志八》，中華書局，1975年，第8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