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屠龍記》曾提及，張無忌之前，“乾坤大挪移”心法的創始人，也只將這套神功練到了第六層。而前代教主陽頂天，在將這套神功練至第四層時，當場身死。

而中土明教數百年來，只有一位鍾教主，將這套神功練到了第五層，那麼，這位鍾教主究竟是何許人呢？

參看金庸另一部小說《射鵰英雄傳》，曾提到了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就是明教教徒組織。《九陰真經》作者黃裳，奉命前去鎮壓，因此導致了一場持續數十年的武林恩怨。

明教教主：方臘

《射鵰》《神鵰》故事發生的宋朝，經濟發達為當時世界第一。據統計，北宋政和二年，人均農作物生產量，竟不下於工業化後的現代社會，而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已經處於由農耕文明向商業文明轉型的程序中。主要貨幣單位不是銅幣，而是金銀等貴金屬，甚至出現了早期的紙幣和匯票。

王安石的變法，實際上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變化所採取的一種遏制，其目的在於克服商業化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社會結構鬆散化，限制信貸活動和人口流動，加強政權的組織力以應付國防上的困境。

對於王安石變法的得失，數百年來眾說紛紜。由於中華文明一貫性政治，相對於經濟極端早熟，這種對新經濟模式的遏制，未嘗不是一種正確的手段。

自古改朝換代有兩大要素：大批民眾無法獲得生存權；社會精英無法以合法方式改善自身地位。而在宋代，禁軍的半福利化吸納了災年的大量饑民。文官考試製度的成熟使階層流動渠道保持暢通無阻，社會精英能夠透過合法的方式，以比較低的成本獲得自身地位的改善。

因此，宋代的社會結構相當穩定，基本上不可能出現類似唐末、明末那樣跨省的大規模農民起義。要發動的起義唯一的辦法，只能是透過宗教組織。

所以不難理解，宋代的大部分的農民起義，都是有宗教背景的。其中規模最大的，無疑是宣和二年的方臘起義、建炎四年的王宗石起義和同年的鐘相楊么起義。而無論方臘、王宗石還是鐘相，都是地地道道的摩尼教徒。

因此，金庸小說《射鵰》《倚天》中，說他們是歷任明教教主，並不是信口開河。所以，答案有了，那位唯一將乾坤大挪移練到第五層的鐘教主，就是歷史上的義軍首領：鐘相。

鐘相，武陵縣（今湖南常德）人，出身於小商人家庭。在準備起兵前的二十多年，他利用“左道”（就是摩尼教=明教）為農民治病，聯絡群眾。他自號老爺，亦稱天大聖，並提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鐘相的心腹裴宥、劉衡、楊欽、楊麼等，吸收當地“困於賦役”的人“入法”。參加者絡繹不絕。

北宋末年，當金軍入侵，國難當頭之時，鐘相曾派其子鍾子昂率領信徒三百人“勤王”，參加抗金，但中途就被昏君當道的北宋朝廷解散回鄉。本欲共御外辱，卻遭如此冷待，也讓鐘相這個明教教徒，更加堅定了推翻宋朝統治的決心。

對明教這種宗教而言，組織和信仰是兩碼事。有時候，真正有信仰的，反而是組織以外的人。而鐘相的最終敗因，也與他對宗教的虔誠有關。

據歷史記載：鐘相宣佈宋朝的國法是“邪法”。焚燒官府、寺觀、廟宇和“豪右之家”，鎮壓官吏、僧侶、道士、巫醫、卜祝以及跟廣大農民結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奪取官僚地主的財產還給農民，稱為“均平”。起義軍的行動，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說這是“天理當然”。

然而，此舉等於把整個社會的基層組織都破壞了，尤其是和其他宗教信徒以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結下來深仇，孤立了自己。何況明教在中土流傳，早就不可避免的與佛教、道教合流，從而完成了本土化。鐘相卻是個原教旨主義者，強調宗教的排他性，反對與佛道融合，自然人心盡失，終於敗亡。

鐘相的部將”大聖天王“楊么，倒是信仰淡漠的務實派，淡化了起義軍的明教色彩，得以在洞庭湖開創一方基業，自稱楚王，卻終不過是個偏安之局，已經註定不可能在天下的棋局上有所作為。

等以”精忠報國、還我河山”為旗號的岳飛大軍來征討，喪失了理想和信仰的楊么部屬們，紛紛望風降順，令岳家軍平白增添了數萬生力軍，發展到近十萬大軍，得以一軍之力策動其後聲勢浩大的北伐攻勢，打出令金國聞風喪膽的郾城大捷和穎昌大捷。

而明教在宋朝奪取天下的夢想，至此基本上破滅。其下一次復興，則要等到元朝末年的韓山童、劉福通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