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遲自唐以後，教坊所隸散樂百戲就是戲劇的淵藪。元代雜劇的主要表演者稱為“散樂”，隸屬於教坊司。元代教坊司“掌承應樂人及管領興和等署五百戶，中統二年始置”。教坊司初隸宣徽院，後隸禮部，下屬機構有三：興和署、祥和署、廣樂庫，分掌散樂、百戲以及樂器器仗。與雅樂樂工更多地在朝廷大典中發揮作用不同，教坊司則側重於娛人。元代“國有朝會、慶典，宗王、大臣來朝，歲時行幸，皆有燕飧之禮。”元人總結說：“國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飧，凡宴飧，必用女樂等助興，因此教坊司樂人人數眾多，而＂當番承應”極為繁忙。可惜有關這方面的記載不多，難以藉此考察其與雜劇的關係全貌。但元代教坊司所屬樂人幾乎是傾巢而出參加的一項重要佛事——遊皇城，在元代文獻中則留下清晰的記載。遊皇城——同時也是一場全城居民的狂歡活動，在大都上都幾乎每年都要舉行，教坊司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關於遊皇城的原由，《元史》雲：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剎。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啟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遊皇城內外，雲與眾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

《析津志》所記大致相同，唯時間為“至元丁卯四年”，除置於御座之上的白傘蓋外，還“置金輪於崇天門之右，鐵柱髙數丈，以鐵緪四系之，以表金轉輪王統制四天下”。崇天門是宮城正南門，在崇天門右置鐵柱金輪，正是由於此門的重要地位。白傘蓋、金梵字、鐵柱金輪“皆從帝師之請也”。這裡的帝師是藏傳佛教薩迦派首領八思巴，他是首位帝師。藏傳佛教，由於與蒙古族原有的原始宗教有某種契合之處，故特別容易為蒙古民族接受。

元代自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帝師後，薩迦派首領世襲為“帝師”，影響很大，大汗多信奉藏傳佛教，“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很多貴族，以至一般民眾也逐漸信奉藏傳佛教，藏傳佛教逐漸成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元釋念常在談及元代密教地位時說：“統元中，天子以大薩思伽法師有聖人之道，尊為帝師。於是秘密之法日麗乎中天，波漸於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於朝廷，敬慕於殊俗，故佛事之舊一變於齊魯。”

金輪和白傘蓋是密教佛頂佛中的頂輪王和白傘蓋頂輪王的象徵。頂輪王作轉輪王形，象徵世間的國王，極受崇奉佛教、自認為是轉輪聖王的帝王們的推崇。所謂的“遊皇城”是“白傘蓋佛事”的一部分。在蒙語中稱“朵思哥兒好事”。在二月十五那天，迎引平日置於大汗皇城內正殿大明殿御座之上的白傘蓋周遊皇城內外。而在其前後兩天，即十四日和十六日，都有喇嘛教眾多僧人在白傘蓋所在的大明殿建佛事。因為是一場“佛事”，僧人無疑是其中主角，即使在“遊皇城”的過程中也是如此。

遊皇城參加人員主要有以下幾部分：

一、宣政院所轄僧人。“宣政院所轄宮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抬舁二十六人，鈸鼓僧一十二人參加的僧人有4320人，另有9360人用於扛抬佛像。共計13680人。

二、“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這裡的“金門大社”在元代文獻中似乎僅此見，不知何指。每社設有首領“社直”，與隊仗一道迎引白傘蓋，並與樂人一起“各呈雜劇”。

三、分屬於儀鳳司和教坊司的諸色樂人。《元史·祭祀志》稱有“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七色，凡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其實雲和署並不隸屬教坊司，而隸屬於儀鳳司；其中的回回、河西細樂分別由儀鳳司所屬常和署和天樂署所掌。儀鳳司、教坊司同掌樂人，但一偏於雅樂，一偏於散樂，有著明顯的分工。兩司共出樂人1024人。

四、儀仗、雜用人員，計有“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抬異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以上人員中，“一百二十隊金門大社”每隊數目不詳。估計人員不會少，當在數十人之上。幾項相加，參加者當有數萬之多，“首尾排列三十餘里”，場面極為壯觀。

關於這個壯觀活動的具體過程，《元史》記載簡明扼要：

至十五日，恭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隊仗列於殿前，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列於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五殿綵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

而《析津志》則更為詳細：

於十五日早，自慶壽寺啟行，入福隆宮繞旋，皇后三宮諸王妃戚畹夫人俱集內廷，垂掛珠簾；外則中貴侍衛。縱瑤池篷島莫或過之。迤邐轉至興福宮，凡社直一應行院，無不各呈雜劇，賞賜等差。由西轉東，經眺橋太液池，聖上於儀天左右列立帳房，以金繡文錦疙，捉蠻纈結，束珠翠軟，殿望之若雲錦繡谷，而御塌置焉。上位臨軒，內侍中舍鑾儀森列，相國大臣，諸王駙馬，以家國禮，列坐下方。迎引幢幡往來無定，儀鳳教坊諸樂工戲伎，竭其其巧藝呈獻，奉悅天顏。次第而舉，隊子唱拜，不一而足。從歷大明殿下，仍回延春閣前蕭牆內交集。自東華門內，經十一室皇后斡耳朵前，轉首清寧殿後，出厚載門外。宮牆內妃嬪媵嬙罟罟皮帽者，又豈三千之數也哉？可謂偉觀宮廷，具瞻京國，混一華夷，至此為盛。其遊止斯或就東華門而散會，實蓋累朝故事不缺。近年唯太師右丞相脫脫奉旨，前後相遊城二次。上位儲黃，三宮后妃皆有賞賚，謂其勞於後事也。

綜合以上記載，遊皇城程式為：先將白傘蓋從其所在的大明殿恭請至皇城南門崇天門，前有儀衛隊仗開路，主持者當為前一日就參加白傘蓋佛事的喇嘛教僧人。至崇天門後，與在門外等候的社直、壇面等匯合，南行至麗正門內的慶壽寺吃素食，食畢即開始遊行。麗正門與宮城之間是著名的“千步廊”，四周是巨大的宮城廣場，都城百姓在此聚觀狂歡。

從慶壽寺以後的遊行路線兩則記載不同。據《元史》，當為慶壽寺出發，經“西宮門”外，沿著“海子”南岸繞行至宮城北門厚載門進入宮城。進入宮城後，沿順時針方向向南，經東華門內，經延春閣閣門向西，經皇帝后妃所在的玉德殿，然後將白傘蓋送還大明殿御座之上。這個記載沒有說明遊行的隊伍由哪個門出去。

《析津志》沒有說明從哪個門入皇城，只說“慶壽寺啟行，入福隆宮繞旋”。按隆福宮為皇太后寢宮，在宮城西側靠南，又經興福宮向東，經太液池至皇帝帳房所在的“儀天”，儀天當為儀天殿，在太液池中瀛洲島上。大明殿、延春閣是宮城內兩處主要建築，延春閣在大明殿北，“從歷大明殿下，仍回延春閣前蕭牆內交集”，說明先隊伍先經延春閣，至大明殿，再回延春閣，應由宮城北門厚載門進人。經東華門內向北，經由十一斡耳朵由厚德門出。《析津志》沒有說明在大明殿將白傘蓋奉還御座的環節，這應該是一個疏略。

從上述記載看，遊皇城的路線並不是完全固定的。不變的是，遊行隊伍必須經過主要宮殿和斡耳朵，並將白傘蓋奉還至大明殿。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皇帝、后妃並不完全固定在一處宮殿。如上兩則記載，一則皇帝在玉德殿，一則在儀天殿附近的斡耳朵。宮中的太子、皇后、或皇太后以及妃子也處於變動之中游行路線肯定會根據具體情況有所變動。

但不管路線如何變化，遊行的具體內容都包括遊和演兩部分。如前所述，遊皇城參加的人員極為為龐大，首尾相連達三十里。而且“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倶以鮮麗整齊為尚。珠玉金繡，裝束奇巧”。場面極是壯觀炫目。隊伍前有兵衛儀仗，緊接著當為白傘蓋和360座佛像壇面，每壇都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其後當為120隊社，最後是儀鳳司和教坊司的樂人。遊行隊伍每到一處重要的地點，就會停下來依次表演一番。如《析津志》講到遊皇城隊伍“迤邐轉至興福宮，凡社直一應行院，無不各呈雜劇”，而至皇帝帳房所在前則“迎引幢幡往來無定，儀鳳教坊諸樂工戲伎，竭其巧藝呈獻，奉悅天顏。次第而舉，隊子唱拜，不一而足”。如此邊遊邊演須歷遍皇城內所有重要的宮殿、斡耳朵。

對於表演者來說，這是一個盛大的節日，而對於觀賞者來說，則更是一個難得的狂歡機會。“各宰輔自辦嬸子車，凡寶玩珍奇，希罕蕃國之物與夫百禽異獸諸雜辦。獻賞供奇互相誇耀，於以見京師極天下之壯麗，……各投下分辦簇馬只孫筵會，倶是小小舍人盛飾以顯豪奢。凡兩京權勢之家，所畜寶玩盡以角富。蓋一以奉詔，二以國殷，故內帑所費，動以二三萬記。”沿途“都城士女閭閻聚觀”，整個大都城為之一空。

至於皇城內，《元史》雲“帝及后妃公主於玉德殿門，外搭金脊五殿綵樓而觀覽焉”，僅一筆帶過。其實“遊皇城”重在皇城，皇城內各處觀眾各各不同。據《析津志》雲：

入福隆宮繞旋，皇后三宮諸王妃戚畹夫人俱集內廷，垂桂珠簾；外則中貴侍衛。縱瑤池篷島莫或過之。……由西轉東，經眺橋太液池，聖上於儀天左右列立帳房，以金繡文錦疙，捉蠻纈結，束珠翠軟，殿望之若雲錦繡谷，而御塌置焉。上位臨軒，內侍中貴鑾儀森列，相國大臣，諸王駙馬，以家國禮，列坐下方。……自東華門內，經十一室皇后斡耳朵前，轉首清寧殿後，出厚載門外。宮牆內妃嬪媵嬙罟罟皮帽者，又豈三千之數也哉？可謂偉觀宮廷，具瞻京國，混一華夷，至此為盛。

遊皇城“歲以為常，或有因事而輟，尋復舉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關於上都的遊皇城，元人楊允孚一首詠上都遊皇城詩云：

百戲遊城又及時，西方佛子閱宏觀。

彩雲隱隱旌旗過，翠閣深深玉笛吹。

原詩注云：“每年六月望日，帝師以百戲入內，從西華門入，然後登城設宴，謂之遊皇城。”從詩注和詩的內容看，上都遊皇城時間在六月十五日，有百戲、旌旗、玉笛等，與大都相似。

另一首元人袁桷所作《皇城曲》雲：

歲時相仍作遊事，皇城集隊喧憧憧。

吹螺擊鼓雜部伎，千伏百戲群追從。

寶車瑰奇耀晴日，舞馬裝轡搖玲瓏。

紅衣飄裙火山聳，白傘撐空雲葉叢。

王官跪酒頭叩地，朱輪獨坐顏酡烘。

蚩氓聚觀汗揮雨，士女簇坐唇搖風。

除“部伎”、“百戲”以及圍觀“蚩氓”、“士女”與大都同外，還有“寶車”、“舞馬”，富有遊牧民族的特色，這似乎是上都遊皇城所獨有的。

另外，先於遊皇城，在二月八日舉行的是被稱為“遊皇城之亞”的金牌大佛遊城。

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游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

鹹於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雜戲畢集，恭迎帝坐金牌與寺之大佛遊於城外，極甚華麗。多是江南富商，海內奇珍無不湊集，此亦年例故事。開酒食肆與江南無異，是亦遊皇城之亞者也。

可見它與遊皇城相似，只是規模較小。其主角“帝座金牌”和“大佛”都來自西鎮國寺。此寺頗有來頭，在平則門外三里許“乃察必皇后創，蓋功德之寺”。察必皇后是世祖忽必烈的正後，裕宗之母。《元史·祭祀志》所謂“太子”或即指裕宗。《析津志》所謂“帝坐”大概指的也是裕宗。元代忽必烈之後諸大汗皆出於裕宗。二月八日的遊城，大概是為裕宗祈福。

關於伴隨著抬神遊行的演劇活動，可惜我們得到的資訊並不十分詳細，因而只能從一鱗半爪的記載中作一點推測。

在官方祀典中的演劇者稱“樂人”，又稱“行戶”、“散樂”、“行院”；所演的有“雜劇雜戲”，有“百戲”等。關於這些名目繁多的演劇者和演劇活動，《元史》提供了一個最為準確的答案，在談到教坊司的參加者時，《祭祀志》說：“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也就是說，這裡所謂的“行戶”、“行院”、“散樂”指的是教坊司興和、祥和兩署的“妓女”和“雜把戲男女”；所謂的“雜劇”或“雜戲”其實是“隊戲”，而“百戲”就是“雜把戲”。這從《析津志》的記載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儀鳳教坊諸樂工戲伎，竭其其巧藝呈獻，奉悅天顏。次第而舉，隊子唱拜，不一而足。”這裡所謂的“次第而舉，隊子唱拜”指的就是各個節目依次上演，其中包括“隊子唱拜”。可見，這裡的“雜劇”還是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可以想象，在這樣的遊行場合，大概沒有時間搬演四折一本的雜劇。可惜沒有文獻指出遊皇城時演出的隊戲的演出內容或劇目。

《元史·禮樂志》的樂隊部分載有一種隊舞名曰“說法隊”：

引隊禮官樂工大樂冠服，並同樂音王隊。次二隊，婦女十人，冠僧伽帽，服紫禪衣，皂絛。次婦女一人，服錦袈裟，餘如前，持數珠，進至御前，北向立定，樂止，念致語畢，樂作，奏《長春柳》之曲。次三隊，男子三人，冠、服、舞蹈並同樂音王隊。次四隊，男子一人，冠隱士冠，服白紗道袍，皂絛，執麈拂；從者二人，冠黃包巾，服錦繡衣，執令字旗。次五隊，男子五人，冠金冠，披金甲，錦袍，執戟，同前隊而進，北向立。次六隊，男子五人，為金翅雕之像，舞蹈而進，樂止。次七隊，樂工十有六人，冠五福冠，服錦繡衣，龍笛六、觱篥六、杖鼓四，與前大樂合奏《金字西番經》之曲。次八隊，婦女二十人，冠珠子菩薩冠，服銷金黃衣，瓔珞，佩綬，執金浮圖、白傘蓋，舞唱前曲，與樂聲相和進，至御前分為五重，重四人，曲終，再起，與後隊相和。次九隊，婦女二十人，冠金翠菩薩冠，服銷金紅衣，執寶蓋，舞唱與前隊相和。次十隊，婦女八人，冠青螺髻冠，服白銷金衣，執金蓮花；次男子八人，披金甲，為八金剛像；次一人，為文殊像，執如意；一人為普賢像，執西番蓮花；一人為如來像。齊舞唱前曲一闋，樂止。次婦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終念口號畢，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禮樂志》所載與之並列的還有樂音王隊、壽星隊、禮樂隊，這三種隊舞明確規定表演場合，分別施之於元旦、天壽節、朝會。但說法隊卻沒有表演場合的說明。從內容看，藏傳佛教的色彩很濃，參加的九隊樂人中，只有第四隊與道教有關，其他都與藏傳佛教有關。在第八隊中還引人注目地出現白傘蓋。但從表演形式上看，說法隊的隊舞與其他隊舞一樣，是一種自來相傳的大麴隊舞，屬於禮樂雅樂的範疇，還算不上雜劇。但隨著藏傳佛教的傳入，雜劇中早就出現了有關密教的內容：

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判札付據宣徽院呈，提點教坊司申關，八月廿五日有八哥奉御禿烈奉御傳奉聖旨道與小李，今後不揀甚麼人十六天魔休唱者，雜劇裡休做者，休吹彈者，四天王休裝扮者，骷髏頭休穿戴者，如有違犯，要罪過者，欽此。

這說明，至遲在至元十八年前，教坊司的樂人已經在排演含有十六天魔、四天王以及

骷髏

頭形象等內容的劇目。

這些內容明顯是來自密宗。

顯然，至少在至元十八年前，這些雜劇劇目出現在遊皇城的活動中是不會令人感到意外的。

元代的遊皇城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抬神遊行，二是伴隨演劇活動。大都遊皇城所抬佛像壇面達360座之多，還有引人注目的白傘蓋。白傘蓋、帝坐、萬歲牌等其實象徵著已經神化的世俗權力，故而也屬於神像的一種。

遊皇城的上述兩個特徵來自漢地祈神賽社的傳統。值得注意的是，遊皇城的隊伍中除了佛像外，還有關羽神像，充滿藏傳佛教色彩的白傘蓋、佛像壇面和漢地關公像共處一隊，雖然在我們後人看來是奇特的一幕，但卻頗為符合元朝統治者對各種宗教相容幷包的態度，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種文化多元的現象。

元代禮制多糅雜蒙、漢、藏等多種因素，遊皇城可為顯例。從“國師”角度看遊皇城是一場佛事，而在漢地百姓看，則是一場由朝廷組織的皇家祈賽活動。祈賽活動在宋金已頗為活躍，蒙古人入主中原後，宗教勢力得到空前發展，官方和民間的各種宗教活動勃興，遊皇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在遊皇城背後，是各類規模不等祈賽活動的廣泛盛行。隨著元朝的滅亡，藏傳佛教失去獨尊地位，遊皇城等作為異民族異文化的“前朝故事”，很快在後人的記憶中消失，它對雜劇的影響隨之煙消吞散。只有在歷史的殘章斷簡中，我們才可以依稀看見它曾經有過的異樣的色彩。但以遊皇城為代表的各種宗教活動，作為元代戲劇的重要演出場合，與元代戲劇的勃興之間的關係仍值得深入探討。這或許是我們今天探究遊皇城作為一個演劇場合的意義所在。

原文載《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五輯）》2013年第1期。

本期編輯：尹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