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服是在比較隆重的大朝會或儀式中穿著的服飾。目前可見的時代最早、儲存最完整的全套朝服傳世實物，是山東博物館藏的“明衍聖公朝服”（右圖）。在說朝服前，先看個“烏龍”事件。

1521年，朱厚熜即位，年號嘉靖。他熱衷於改革禮儀制度，而其中關於朝服的規制改革，起因卻是皇帝身邊一位尚寶司卿的小小失誤。

這一天是大朝會，百官身著朝服，依品階班立；還設了糾儀御史，監督那些站久了愛打瞌睡或交頭接耳的。嘉靖皇帝一眼望去，跪拜致賀，行禮如儀，面露喜色。

然而，他身邊的尚寶司卿謝敏行，卻滿頭大汗。尚寶司卿是專門掌管寶璽、符牌、印章的官員。此時，他身上的玉佩竟與嘉靖皇帝的玉佩纏繞在了一起，這樣的事情若非親眼所見，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謝敏行戰戰兢兢，幾次暗暗嘗試未能拆解，到底被嘉靖皇帝發現了。

數日後，嘉靖皇帝提審謝敏行。大殿之上，早有更改朝服之意的嘉靖皇帝，藉機與大臣們展開了一場關於朝服禮制的改革討論。但彼時年輕的嘉靖皇帝，在禮制中徘徊掙扎，不知該如何妥協抗衡。

朝服不僅僅是一件禮服，制式嚴格、莊嚴穩重。蔽膝是上古禮儀之始，上衣下裳是商周禮儀制度的建立，中單深衣是先秦兩漢的尊儒之魂。華夏文明傳承至今來之不易，有些禮能改，需因時制宜；有些禮不能改，是因為無論走得多遠，都不能忘了自己從何而來。

最終，嘉靖皇帝決定，祭天之時仍保留玉佩古制，但在其他朝會正禮，玉佩皆著紗袋，這場關於朝服的風波才平息。一件朝服牽引出中華民族仁禮文化千年延續的見證。而珍貴的明代朝服，也揭開了關於中華服飾文化的嶄新一面。

明代官服是服飾文化體系中禮文化的代表和典範。明代文武官員在大祀慶成、正旦、冬至、聖節及頒降開讀詔赦、進表、傳制時穿朝服，外任官只在三大節、拜牌及迎詔時用朝服。明代官員朝服繼承了唐宋以來的形制，戴進賢冠、穿赤羅衣、裳、白紗中單、蔽膝、革帶、大帶、玉佩、大綬、襪、履等。

今年在“衣冠大成——明代服飾文化展”上亮相的明衍聖公朝服，出自有“天下第一家”之稱的孔氏家族。衍聖公，是孔子嫡長子孫的世襲封號，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享有特權的大貴族。這個家族自宋代被封為衍聖公之後一直到民國時期，延續了將近千年，是一個最長久的有爵位的家族。這套朝服包括梁冠、赤羅衣、赤羅裳、玉革帶、象牙笏板、夫子履等，曾為歷代衍聖公家族謹慎保管，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套也是儲存最完整的明代朝服，十分珍貴。

明衍聖公朝服的基本樣式為上衣下裳。赤羅衣，衣身長118釐米，腰寬62釐米，袖通長250釐米，袖寬73釐米。直領、大襟右衽，寬袖敞口，領、襟、袖、擺處緣以四寸寬的青紗邊，質地為紗。赤羅裳，身長89釐米，腰圍129釐米。裳分為兩大片，每片均由三幅織物拼縫而成，左右相向各打四褶，形制同馬面裙。側緣、底邊緣以青紗，質地與上衣相同。在赤羅朝服內要穿有白紗中單，是朝服內所穿的襯衣。

除赤羅衣、赤羅裳、白紗中單外，梁冠也是朝服的標誌搭配。明代朝服，不分文武，都戴梁冠。梁冠作為禮冠，其之上的梁數是區分等級高低的標誌，梁數越高代表品級越高。孔府舊藏的明代進賢冠即五梁冠，延續了東漢以來的冠、幘結構，五梁冠由顏題、帶有五道橫樑的冠頂、雲翅組成。顏題與雲翅上裝飾有精緻的金色鳳紋、團花紋樣。

明朝立國之初，朱元璋在制定安邦定國方略時，始終將服飾制度的確立作為鞏固江山社稷的重要舉措。洪武元年二月，即下詔“悉命復衣冠如唐制”，文武官朝服大體延續了唐宋以來的形制。洪武二十四年，對明初以來的冠服制度進行大規模更定。

嘉靖時期又對服制進行補充與修訂，梁冠仍用舊制，上衣和下裳都用赤色羅製作，質地輕透，用青羅緣邊等等。最終建立起一個等級有序、規制浩繁的服飾體系。明代官員服飾上承漢、唐、宋、元服飾的基本形制，又因時而變賦予了許多新的內涵，突出了貴賤有別、上下有等的特點。

朝服規制是中國古代服飾制度中的重要部分，能夠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層次內涵。比如，在祭祀中穿著的祭服，表達的是對天地的敬畏和對祖先的崇拜，皇帝在親征遣將時穿的是武弁服，表達的是國家對武力的倚重和軍事實力的彰顯，皇后身著的鞠色黃桑服，表達了古人對於豐衣足食的企盼。雖然這些服飾多為上層統治階級所有，但卻自上而下影響全國，慢慢演變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可見，服飾與禮制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的。服飾蘊含著中國人的禮制觀念、倫理習俗、審美情趣等豐富的文化內涵，不僅是一種穿在身上的布料，更是一種文化衣冠制度，也是華夏文明的具象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