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秦漢文學之三：司馬遷和《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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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
司馬遷（公元前135 ——前87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在中國史學史和文學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的《史記》是中國古代偉大的史詩，他的史傳文學同屈原的辭賦、杜甫的詩歌、曹雪芹的小說一樣，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劃時代的作品，因為他們的作品都反映了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特徵，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面貌。
司馬遷生活在西漢武帝時代，這是中國古代一個空前強盛的時期。經過漢初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漢朝的政治日漸鞏固，經濟日漸發展，國力日漸強盛。富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一改漢初的“清靜無為”之風，“外事四夷，內興功利”。他改革了內政，開拓了邊疆，同時，他又在思想文化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現了思想統一。經過漢武帝的內外經營，西漢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大漢帝國雄踞世界的東方。這樣一個偉大的帝國和偉大的時代，是孕育司馬遷這樣一位偉大作家的土壤。
然而，盛極而衰是事物發展的不可抗拒的辯證法。經濟的繁榮滋長了統治階級的鋪張奢靡，國力的強盛滋長了統治者的窮兵黷武，而思想的獨尊儒術，則根本排斥了百家爭鳴，束縛了學術文化的發展。司馬遷看到了當時社會的隆盛，也看到了它的弊端叢生。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司馬遷以飽醮感情的巨筆，以史傳文學的形式，去謳歌正義，批判腐朽，探討新生，“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尋找歷史的答案，終“成一家之言”。司馬遷之所以能夠完成《史記》這樣的偉大著作，與他多少年學識的積累和他個人生活的磨難是分不開的。
首先是他的家學淵源。司馬遷的先代“世典周史”，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初年的太史令。司馬談學識淵博，且早有像孔子那樣著述歷史的宏願。他為此做過一些準備，但未能實現。臨終之際，他將這一理想和願望留給兒子，希望兒子能繼承史官家世，學習孔子寫《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他的思想、學識和治學態度無疑都對司馬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除了家學影響外，少年時代的司馬遷“十歲誦古文”，後來，曾向大學問家孔安國請教古文《尚書》，也曾師從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即今文《春秋》學說，加上他自己刻苦研讀了大量的典籍，這些都為他的著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董仲舒的《春秋》學說則直接成為他寫作《史記》的思想動力。他就是要學孔子，以一部《春秋》微言大義，評述歷代是非，“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青年時代的司馬遷曾經漫遊祖國的名山大川，探察歷史的遺蹟，這對於完成他的宏篇鉅著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他的漫遊考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他20歲時開始的。為了開闊眼界，弄清楚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環境，追蹤重要歷史人物的行跡，他南遊江淮，登會稽山，探尋傳說中大禹住過的洞穴；考察九嶷山，尋訪舜的葬地；也曾泛舟沅水湘江，憑弔屈原的志潔行廉；他還曾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之都臨淄、曲阜等地與儒者談經論業，觀瞻孔子墓地及其生前所居之堂、所遺之物，觀看孔子的後學弟子在仲尼的廟堂上演習各種禮儀；又到孟子的故鄉鄒嶧之地，學習鄉射之禮，為鄒魯之邦濃重的儒風深深地感染了，留連“不能去雲”。此後，司馬遷繼續南行，訪問了孟嘗君的封邑薛，西楚霸王項羽的王都彭城，漢高祖劉邦及漢初諸多名臣的故鄉沛豐，收集了大量的秦漢之際重要人物的行跡，然後，他經過樑、楚之地，折回長安。
第二階段的遊歷是在他入仕之後，大概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司馬遷“仕為郎中”。郎中是漢朝宮廷內部一個很低的官職，平時守衛宮門，出巡時侍從車駕，是皇帝的近侍官。此後，司馬遷經常侍從武帝，巡幸郡縣，省察民情，進行封禪活動。這期間，他先後到過西北，奉使川蜀滇中，登泰山封禪，東巡海上，北臨碣石，巡遼西，歷九原，還曾跟隨漢武帝到濮陽一帶“負薪塞河”，以防治黃河水患。幾年中，司馬遷多次侍駕出巡，足跡遍及全國，遠涉邊陲夷地，大大豐富了司馬遷的閱歷。作為皇帝的近侍，他也更多地瞭解了宮廷的內幕，參加了各種大型典禮，更熟悉了朝堂禮儀。
這兩個階段的遊歷出行，使司馬遷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獲得了大量的逸聞趣事，進行了切實的歷史考察和民間採風，這對他後來寫作《史記》、寫活歷史人物作了十分有益的積累。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病逝。3年後，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他謹記父親的遺訓，綴集天下遺聞軼事，博覽皇家舊史群書，開始著手編寫《史記》。他一面忠心耿耿為皇帝做事，主持改訂“太初曆”，一面“絕賓客之知，亡世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潛心著述。
然而，就在這時，一場橫禍降臨到司馬遷的頭上。公元前98年，漢武帝派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進攻匈奴。李陵一馬當先，橫掃千餘里。但因孤軍深入，寡不敵眾，戰敗被俘，被迫投降匈奴。訊息傳來，武帝十分震怒。司馬遷素與李陵交好，知其為人，便向武帝坦陳自己的看法，認為李陵戰敗迫降，實為不得已，將來一遇機會，定會報效朝廷的。這下惹惱了漢武帝，認為他是故意替李陵辯護，於是下詔將李陵滿門抄斬，同時，將司馬遷打入死牢。他在獄中關了4年，他曾想一死了之，但是，父命未竟，事業未成，如此一死輕於鴻毛。於是他從容就“腐刑”，忍辱含垢活下來。
出獄後，他被任為中書令，但司馬遷早已無心仕途。他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對最高統治者殘暴無恥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他之所以“隱惡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也就是說，他之所以苟且偷生，活在世上，就是為了了卻著述《史記》的心願。於是，他把屈辱深埋心中，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堅韌不拔的毅力發憤著史。
到公元前90年，整整18年的時間過去了，司馬遷終於完成了他的宏篇鉅製《史記》。此後，他便消聲匿跡了，以至於他究竟什麼時候離開人世也無人知曉。他把他全部的熱情、全部的心血、他的激動、他的淚水、他的喜怒哀樂以至他的全部生命，都傾注到了這部《史記》之中，他在他自己的身後留下一座永不磨滅的精神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