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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早年在京城做官時，十分痛恨貪官汙吏。但當他自己掌握地方大權時，卻又不得不對這些事情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

01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他在家書中多次提到黃冕這個人。黃冕很有才能，但也有貪財的毛病，特別是黃冕在辦東征局時，經常為自己聚斂錢財，這一點曾國藩是知道的，否則黃冕也不會這樣大膽妄為。

其實不只東征局存在這種現象，湘軍興起之後，所有相關的機構都有著同樣的情況。例如安排私人、貪汙受賄、濫保親信等等。

這些弊端與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風氣有關，但也與人與生俱來的私慾脫不開關係。

曾國藩深知“水至清則無魚”的道理，想要利用這些人為自己做事，就不得不對他們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雖然與曾國藩做人的原則有所相悖，但有些時候也是無能為力的事情。

02 公銀做私用宜少

一個地方出了一位握有大權的人物，當地的人都想借此人的權力為家鄉辦點事情。

這種想法，似乎被看做是天經地義的，向有權者提出這個要求時也理直氣壯、理所當然，不認為是在圖個人之私，而是在謀眾人之利。

在《致澄弟·公銀做私用宜少》中，曾國藩談到了家鄉修建橋樑的事。

曾國藩的家鄉修建了一座名叫團山嘴的橋樑，因為貧困，地方上拿不出錢，於是請湘軍中的本籍將領捐助。

曾國荃捐了一大筆銀子，但曾國藩只拿出二百兩銀子。曾國藩的理由是，不能拿公款作為私用。

他對此解釋說，我們這些人捐的銀子都是軍營裡的公款。“為私家固宜少，即公事義舉亦宜少。”從這個公款裡拿錢給自己家鄉用，即便是作公益，也應該少用。

他認為家鄉的公事就類似於自己的私事，如果要捐款也只能從自己的俸祿中拿出錢來，而不能用軍營中的公款。

當時湘軍帶兵將領的銀子公私不分，在支出官兵餉銀以及其他開支外，剩餘的都可以由本人私用，若本人私用過大，則必然影響公用部分，所以剋扣軍餉便屢見不鮮。

有權者大多也樂意為之，也以為是在謀眾人之利而不是圖個人之私。

“公私雖微有別，其由營搬銀回湘鄉則一耳。身家自奉固宜少，戚友饋贈亦宜少。人己雖微有別，其以公銀作私用則一耳。”

曾國藩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為私家也好，為公事義舉也好，雖然公私兩者略有區別，但是把軍營裡的銀子運回湘鄉，其性質是一樣的。

例如一個知縣，掌握著一個縣的財產大權，他必須用這些錢來為當地百姓謀福利，而不能用這些銀子造福自己的家鄉，否則就會侵害當地百姓的利益。

而一個巡撫，掌握著全省的財政大權，那麼他就應該為全省人民服務，如果用省裡的銀子撥給家鄉，那麼就損害了全省百姓的利益。

曾國藩只拿出二百兩銀子，或許會令湘鄉縣衙門失望。究其實，二百兩公款都不應出，要出只能從自己的俸祿裡拿出。

曾國藩雖然並不是一塵不染的聖人，但是他有這種不能假公濟私的思想，還是十分值得崇敬的。

03 散財最忌有名

同治七年七月，曾國藩被調任為直隸總督，十二月到京城覲見。曾國藩自從咸豐二年到地方做官之後，這是第一次重回京城，心裡感慨萬千。

這十幾年中，他歷經坎坷，成就了一世功名和大業，與此同時，他自己也已成了一個垂暮老人。

在京城的這段時間，曾國藩與曾經同朝做官的大臣們見了面，還受到了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的召見。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曾國藩離開京城到永定河巡視，在檢視河堤的過程中，他寫下了《諭紀澤·散財最忌有名》這封家書。

曾國藩在信中說，自己送給來自三江兩湖五省的在京官員一共一萬四千多金。

三江即江蘇、江西和安徽，兩湖是湖南和湖北。曾國藩身為兩江總督，三江正是在他的管轄之下，因此這三個省的官員都沾了光。而曾國藩是湖南人，因此自然要饋贈老鄉。

為什麼還要饋贈湖北的官員呢？原來在雍正皇帝之前，湖南、湖北共同舉辦鄉試，考點設在武昌，兩湖之間因此建立了同鄉之誼。後來雖然考試地點分開了，但這種情誼卻延續了下來。祖籍湖南和湖北的官員們互稱大同鄉，而同為湖南籍的官員則互稱小同鄉。

由於曾國藩是奉召進京，因此他所說的這種“別敬”以及他去北京的路費和其他花銷，都是可以從公款上出的，通常是從罰款所得的緝私經費上開支。清官會將這筆收入用於公事，而貪官則會將這些錢私吞。

在信中，曾國藩說：“凡散財最忌有名，總不可使一人知（一有名便有許多窒礙，或捏作善後局之零用，或留作報銷局之部費，不可捐為善舉費）餘生平以享大名為憂，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曾國藩叮囑家人不要從中拿任何錢作為私用，剩下的錢都要散發給他人，同時不要張揚，更不要認為這是在做善事。

曾國藩認為這筆錢並不是他的私有財產，如果傳播出去，他就會落得一個“樂善好施”的不實之名。

他認為自己的名聲已經很大了，如果再加上這樣的虛名，反而是值得憂慮的。

曾國藩對名利的淡泊和看待，值得我們現代人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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