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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松額裡先生對雙城堡的滿族歷史非常有研究，松額裡先生陸續寫出有關雙城堡滿族歷史的系列文章：

2月18日發文章《哈爾濱雙城滿族的歷史》，

2月19日發文章《京旗回屯雙城堡始末》，

2月20日發文章《雙城堡有左中右三屯》，

2月21日發文章《富俊將軍建立雙城堡》，

2月22日發文章《富俊修改八旗屯墾雙城章程》，

2月23日發文章《京旗屯墾雙城堡》，

2月24日發文章《滿族發展史：大金國與中原的邂逅》，

今天發第八篇文章。

雙城堡屯墾之熱河奉天遷移而來的旗人

雙城堡屯墾的歷史上都知道盛京八旗的存在，但很少有人瞭解這其中不乏熱河旗丁的存在，待我慢慢道來：

道光年間駐防熱河的八旗兵丁，其生計問題也同樣如京旗和各地駐防大致相同，變得嚴重起來。即所謂“熱河八旗官兵生齒日繁，每兵一分錢糧，養贍親丁八，九口至十數口，實屬不敷，兼之近年物價較昂，生計倍形竭蹙”。

雖然朝廷屢次令他們設法在駐防附近墾荒屯田，但總是因為土地硬而不肥等等各種原因未能實行。

道光十年（1830）經熱河都統裕恩奏請，朝廷決定將部分熱河閒散移駐雙城堡，以解京旗移墾之不足。當年願往旗丁就有一百多戶，明顯要比北京旗人踴躍的多。

在雙城堡，除了這一百多戶由朝廷正式批准，有組織的移駐前來的熱河閒散外，尚有大量攜家帶口，自行湧入謀生的奉天，金州，復州等地旗人。

奉天一帶是東北農業生產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隨著土地兼併和貧富分化的加劇，人稠地窄的矛盾日趨尖銳，加上連年荒歉，大批旗人喪失土地無以為生。尤其是鴉片戰爭後，銀價的不斷上漲使得廣大窮苦旗丁承受封建剝削更加沉重，正因如此，遷往雙城堡的奉天等地旗丁一直絡繹不絕，厲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數朝而未能終止。

早在嘉慶末年，當雙城堡左右二屯剛剛建立之時，奉天和金州，復州，鳳城，岫巖等地就有許多旗丁自願隨同前往，“盛京撥來旗丁，每戶父子，兄弟，男婦多者十五六口，少者七八口，詢知此處地甚肥美，多願跟來充作幫丁”。

到道光四年（1824）時，“雙城堡中，左，右三屯內奉天旗丁羈留者二百餘戶”，由於這些人俱習耕種，“令此項閒丁幫種地畝自可免僱人夫，以節糜費”，這就大大緩解了雙城堡勞動力的緊張狀況，所以朝廷對他們這種自行遷來的行動並無異議。然而，隨著東北地區尤其是奉天一帶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廣大旗丁生活日益陷入絕境，湧往雙城堡尋求生路的人越來越多，朝廷也就越發不能容忍了。據他們所稱，禁止奉天旗人自行來堡的緣由有以下幾點，其一是擔心他們的人數過多，會妨礙京旗生計，不過，道光十年（1830）。祥康等人奏明，“雙城堡京旗房地各有分定準數，均有界限，此項旗丁由金州等城私行來堡就食，其充丁者，系頂本地丁缺，未充丁者，幫同耕作，於將來移駐京旗並無佔礙”。

可見，這一理由並不能成立。

其二是唯恐內地民人與這些旗丁混在一起，“潛往該堡，影射牽混”。其三是恐怕這些自行往來的旗人難於管束，“別滋事端”，“若不收錄旗籍，誠恐日久淹沒”。這後兩條其實是朝廷真正的憂慮所在，他們所擔心的是統治秩序受到動搖和破壞，而八旗人丁這種不受他們管轄的無故遷移，使其感到即使是對自己本族的人民，其統治也已變得虛弱無力，必然要竭盡所能去設法禁止。

為此，朝廷要求堡內各旗左領等不時嚴查，三個月呈報副都統衙門一次，並規定自行來堡的旗丁按逃旗論處，送回原籍懲辦。

不過這些措施也同其他許多章程和措施一樣只是具文，最後，連他們自己也承認，“吉林雖有不得不禁之勢，而盛京實有不得概禁之情”。

為了避免各種矛盾激化，朝廷也不得不一再放寬這些禁令，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攜眷來堡人戶眾多，“類因貧苦，投依親族就食，且迅據不知新定章程”，朝廷只得下令，“此次姑免其拿解回旗，著該將軍善為開導勸諭，令各回本旗。其實在孤苦無依，力復難回者，姑準留堡，毋許稍滋事端”。

到了道光二年八年（1848）。又將禁令變通，准予限定人數，驗票放行，而到咸豐初年，由於金州，復州等地災荒嚴重，前往雙城堡旗人又一次增多，朝廷也不得不“將原定續往雙城堡旗人照逃旗辦理章程暫時給予寬免，著吉林將軍妥為勸諭，待年歲豐收，仍各歸本旗，以安生業”。

可見朝廷的禁令始終未能阻止奉天等處旗人向雙城堡流入。

作者松額裡

滿族文化網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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