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小仰慕文天祥的氣節，立志以身許國，苦學數年，從一名學子成為國之棟樑。他身居高位，心繫黎民百姓，縱橫官場幾十年依靠的是清廉正直的品質，縱然生活不富裕，始終能保守初始的操守。在國家危難之際，他又不畏艱難，主動擔起保家衛國的重任，奮鬥在困難的最前線。

于謙，杭州錢塘縣人，自幼聰明伶俐，八歲時就顯露出驚人的才華，後經過苦讀，15歲中秀才，24歲中進士，可謂一帆風順。中進士五年後，漢王朱高煦起兵造反，他跟隨宣德皇帝平叛。朱高煦投降後，于謙以御史的身份數落他的罪行，由於證詞嶄嶄，聲色震厲，一向跋扈的朱高煦被罵的趴在地上不停的發抖，自稱罪該萬死，而明宣宗也知道了他的才能。

1430年，于謙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撫山西、河南。這一干就是19年之久，但他絲毫沒有懈怠，在任期間勤政愛民，百信甚是擁護，百姓送他“於龍圖”的美稱，而《明史》直接認為他有“經世之才”。後來，太監王振開始把持朝政，為非作歹。每逢朝會期間，大臣們更是爭相獻媚，而於謙進京什麼也不帶。有人勸他向王振行賄，但于謙寫下“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的詩句一明志。

當然，王振對他的“不識時務”十分痛恨，指使李錫出面彈劾于謙因長久不能升遷而心生怨言，甚至擅自用他人代替自己。於是，于謙被定為死罪，打下監牢。王振萬萬沒想到，看著不起眼的一個人，突然數以千計的百姓和百官集體上疏表示于謙是冤枉的，甚至宗室諸王也出手營救。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王振只好將於謙無罪釋放，並官復原職。如果照此發展下去，他絕對名留青史，成為明朝的“包拯”。

可是，正統十四年，明英宗北征瓦剌，兵敗被俘，明朝的國運到了危急時刻，而於謙的命運自此也發生改變。面對瓦剌首領也先帶領的大軍橫衝直撞，于謙主動擔負起保衛首都北京的重任。經過他的精心籌劃之後，北京城瞬間成為銅牆鐵壁。乘興而來的瓦剌大軍碰了一鼻子灰，沒有撈到任何好處，只好敗興而歸，大明江山也免去滅國之災。

可是于謙為人正直，敢於為民請罪，對待作奸犯科的權貴好不受然，自然有小人在皇帝身邊進他的讒言。

景泰八年，明朝歷史上發生了著名的“奪門之變”，明英宗再次登上了地位。作為復辟功臣的石亨、徐有貞、曹吉祥趁勢將於謙逮捕下獄，並誣告他有不軌活動，被判死刑。

面對英宗的清算和莫名其妙的罪名，于謙明白多說無益，只能選擇赴死。於是，他便寫下“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志留清白在人間”的詩篇作為自己一生的寫照。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謙被押往刑場，百姓聽到後夾道為他送行，行刑時恰逢烏雲蔽日，百姓為之痛哭。《明史》記載“天下冤之”。有個叫朵兒的指揮，是于謙死敵曹吉祥的部下，他將酒潑在於謙死的地方，慟哭。曹吉祥為之大怒，用鞭子抽打他，但第二天這位朵兒義士照樣潑酒祭奠。當官兵照例查抄于謙家產時，發現除了明代宗賜給他的蟒袍和劍器外，家裡別無餘財。

後來，皇太后知曉于謙被冤殺後，嘆息哀悼了幾日。幾年後，陷害於謙的奸臣們一個個被殺，于謙的事情才得以真相大白。到了明憲宗成化初年，被赦免的于冕上疏陳述于謙冤枉，至此皇帝才得以承認他的忠心。到了清朝，乾隆帝南巡曾題寫匾額“丹心抗節”以示他高貴的品質，而《明史》中則稱讚他“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後人更是將其與岳飛和張煌言並稱為“西湖三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