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偽劣行為危害極大，尤其藥品、食品領域的造假行為更遭到人們的強烈譴責。中國古代也存在一些製假售假行為，而歷代朝廷在打擊這些行為方面也都出臺了許多規定，有些規定還相當嚴厲。

一

因造假被滅三族

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造假現象的存在及其危害，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有了這方面的記載。《禮記》中有這樣一段話：“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奸色亂正色，不鬻於市。”大意是說，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如果不合規格就不準在市場上出售；兵車如果不合規格，不準在市場上出售；織出的布帛，經緯密度如果不合規格、幅寬不合尺寸，不準在市場上出售；布帛染色達不到正常顏色標準，不準在市場上銷售。總之，那些質量不合格、規格不達標的貨品都禁止上市。這項記載表明，在先秦時代已經存在製假售假的現象了。

《禮記》還記載，人們對吃的東西要求更高，“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鬻於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沙，不鬻於市。”也就是說，沒有經過完全生長的糧食、沒有成熟的果實不能拿到市場上賣；沒有經過完全生長的木材，不得砍伐，不得拿到市場上賣；禽獸魚鱉等沒經過完全生長或沒有進行必要的雜質清除，也不能拿到市場上賣。當時，人們認為沒有經過完整自然週期生長成熟的動植物，吃了對人身體有害，拿到市場上去賣也是一種造假行為。

到了漢朝，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闢，大量人們之前沒有見過的物品流湧入中原地區，這些東西因為稀罕而多成為高檔貨或奢侈品，由於不容易得到且市場需求量大，所以有人也造起假來，以矇騙消費者。用的東西還好說，頂多一不小心買了個“山寨貨”，但吃的東西就不一樣了，質量問題會造成健康危害，所以漢朝法律規定，任何腐壞的食物都不得上市銷售，一經發現應予以焚燬，如未能及時處置而造成中毒事件的，除處罰當事人外，相關官員也要擔責受罰。

儘管官府對製假售假者屢有打擊，但由於利益的驅使，當時仍然有一些人鋌而走險，有的“職業製假人”手段還相當高超，不僅一般貨品敢造假，就連帝王專用的物品也敢造假。漢文帝時有個名叫新垣平的人，就是一個造假高手，他偽造的東西是玉杯、周鼎，特意在上面刻了“人主延壽”幾個字，他拿著這些東西跑去獻給漢文帝，說是在黃河發現的，預示著傳說中的周鼎將會在汾陰出現。漢文帝一開始相信了，派人在汾陰建廟祭祀天地，希望周鼎出現，而“周鼎”真的出現在了汾陰，其實這是新垣平預先埋下的，“周鼎”其實是他的傑作，此事最終敗露，新垣平被夷滅三族。

二

度量衡器須“年審”

有造假就有打假，從國家立法層面打假是最有效的手段。據考證，中國最早關於打假的法律是戰國時期魏國李悝主持制定的《法經》，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成文法典，內容非常豐富，在其中的《五雜法》中規定經營藥材的人不得售假，要按醫生所開的處方配藥賣藥，如膽敢製假售假，一經發現將受笞刑處罰，因此而造成人員傷亡的要被流放。到了秦朝，相關法律規定更加嚴厲，賣假藥者將會受到墨、劓、刖、宮、大辟等刑罰。

唐朝時經濟出現繁榮局面，商品也日趨豐富，造假行為也更加普遍和專業化，打假的法律規定也必須適時跟進。唐律中關於打假方面的規定十分具體，對假冒偽劣商品，唐律將其認定為“行濫”“短狹”。“行濫”就是質量不合格，“不牢不真”；“短狹”就是尺寸短缺或缺斤少兩。製售以上不合格商品的，一經發現要受到“杖六十”的嚴懲。為杜絕市場上的“黑心秤”，唐朝規定商戶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須定期進行檢驗，其中京城的商戶每年8月太府寺查驗，外地商戶則到州縣衙門，大家帶著所使用的度量衡器經檢驗合格後可領到合格證，只有經過這種“年檢”的度量衡器才能在商品交易中使用，否則將處以“杖七十”的刑罰。

唐律不僅制約商戶，對市場管理人員也有相應規定，那些故意縱容商戶造假而造成假冒偽劣商品氾濫的地方，相關人員與製假售假者同罪，由於工作疏忽放鬆監管的也要處以杖刑，只是可以在原刑罰標準上“減十杖”。據《唐律疏議》，唐朝法律還為消費者制定了人性化的一些規定，如規定購買商品後3天內發現有質量問題的，可以找賣家要求退貨，如賣家不同意，可向官府舉報，官府一經查實，不僅判令賣家退貨，而且將對賣家處以“笞四十”的刑罰。唐朝法律在打擊製假售假方面的規定十分詳細具體，其中的許多規定被之後的歷代所沿用。

三

茶葉造假花樣多

宋朝的商品經濟更加繁榮，與之對應，製假售假現象也更為普遍，周密在《武林舊事》中說“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這裡說的是宋朝臨安市場上以假亂真、以次充好的奸商比比皆是，有人用紙做衣服、用銅冒充黃金、把鉛塊摻進銀錠裡、用一般樹木冒充檀香，讓消費者防不勝防。

宋朝造假行為氾濫，食品領域是“重災區”。有個名叫蘇頌的人，是王安石的同年進士，他專門調查過用死馬肉冒充獐肉、鹿肉的製假過程。根據他的記載，開封曹門外有一個製造豆豉的作坊，作坊的老闆大量收購死馬，死馬收來後，把馬肉切成大塊，先埋在泥裡，一兩天後取出，肉看起來會很新鮮，但腐爛味道很重。於是大批購進豆豉，用豆豉醃製、燉煮馬肉，經過燉制，顏色、口感、味道與獐肉、鹿肉已沒有太大區別，蘇頌記述道：“早行，其臭不可近，晚過之，香聞數百步。”這些製造出來的“獐肉”“鹿肉”，因為便宜而大量被酒肆飯館買進，吃進了食客的肚子裡。

唐宋以後，人們飲茶的習慣越來越普遍，茶葉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好茶、名茶，往往供不應求，於是有些不法商人開始了這方面的製假售假。在宋朝，最常見的茶葉造假手法是在劣質茶葉裡新增各種香料，可以調配出類似於各類名茶的味道，或者在散茶裡摻雜枯草、在茶粉裡摻雜米粉。當時人們很喜歡茶磚，有些商家制茶磚時在外面用好茶葉，裡面用劣質茶葉，從表面看根本看不出好壞。不僅普通百姓喝的茶有人造假，就連專供皇家的茶葉也一樣敢假冒。據《大觀茶論》記載，宋徽宗曾說：“有貪利之民購求外焙已採之芽，假以製造；研碎已成之餅，易以範模。”也就是，有人用質量一般的茶葉混進皇家貢茶裡，摻在一起製成了進貢用的茶磚。

為了制止市場上的製假售假、尤其是食品領域裡的造假行為，宋朝也進行了較為嚴厲的打擊。宋朝頒佈有《關市令》，借鑑唐朝的做法，對商戶使用的秤、天平、布尺等進行定期審驗，同時要求市場管理人員每月抽查一次，檢驗、抽查不合格，或者被人舉報缺斤少兩的，處以“杖六十”的刑罰。對於其他製假售假行為，根據情節以及所造成後果的輕重，分別給以不同的懲罰。

四

打擊假藥重在統一標準

藥品是醫病救命的，俗話說“人命關天”，按理這方面的造假行為應該相對少些，但出於逐利的本性，不法商人也打起了藥材製造假藥的主意。梁人陶弘景編注的《本草經集註》中記載有許多製造假藥的手法：“採送之家，傳習治拙，真偽好惡莫測，所以有鍾乳酢煮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芪蜜蒸為甜，當歸酒灑取潤，螵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這裡提到的鐘乳、細辛、黃芪、當歸、螵蛸、蜈蚣等都是經濟價值較高的藥材，這類藥材通常有嚴格的等級劃分，不同等級價格相差較大，為賣個好價錢，不法商家採取各種手段來作偽。

民間視虎骨、熊膽為珍稀藥材，於是它們成為製售假藥者“主攻”的目標。在古代，經常有一些賣假虎骨的人走街串巷，他們往往穿著少數民族的衣服，所賣的“虎骨”上都連著虎爪。虎爪一般是真的，但虎骨是假的，最常用的替代品是駱駝的後腿骨。至於熊膽，最常用的替代品是豬膽，有一部叫《串雅補》的書介紹：“豬膽不拘多少，取汁塗板上，曬乾，塗、又曬，至膽汁數百。將膽汁刮下，用雞鐙皮裹如熊膽樣，陰乾。能分墨解塵，以偽熊膽。”這裡提到的是，民間鑑別熊膽有“分墨解塵”的辦法，具體做法是，在玻璃上塗上墨汁，再將熊膽塗在墨汁上，如果是真熊膽，墨跡就會分開。還有一種辦法是“清水解塵”，在一杯清水上撒些塵埃，再滴上少許熊膽，杯中的塵埃也會分散。製假者深諳其中門道，經過他們的“攻關”和特殊加工，那些冒充熊膽的豬膽也能產生解塵的效果，一些自認為有一定鑑別知識的人往往被其騙個正著。

除《本草經集註》外，《唐本草》《本草蒙筌》《本草綱目》等古代著名醫藥著作中也大量記錄有藥材作假的方法。有人經過梳理，發現這些藥典中所記載的假藥種類，魏晉南北朝及之前有24種，唐宋有34種，明代52種，清代187種。所以，清人李光庭在《鄉言解頤》中不由得感嘆道：“世上有名病，無名醫；有真病，無真藥。”相比其他造假行為，假藥的危害無疑更大，所以這也是歷朝歷代重點打擊的物件。製售假藥具有一定的專業性，打擊這類行為也需要專業化指導，所以古人很早就意識到制定統一的藥材標準十分重要，陶弘景所著《本草經集註》就被醫家奉為本草指南，也是辨別假藥的主要工具書。

到了唐朝，新的藥材不斷增加，朝廷於是命蘇敬等23人重新編訂本草藥典，最終編成了一部《新修本草》，全書共54卷，載藥物850種，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頒佈的藥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藥典。到了宋朝，朝廷曾下令各郡縣將本地所產藥物繪圖，連同樣本送往京城，在此基礎上編成了一部《本草圖經》，全書共21卷，收錄藥材780種，更為難得的是，該書還附有本草圖譜933幅。

五

刻石經應對“學術造假”

在古代，還有一種造假行為也時常出現，那就是學術方面的造假。漢朝建立後，逐漸重視儒家思想，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家典籍於是被確定為官方的教科書，朝廷在太學設立專門博士講授。但是，在沒有印刷術的年代，制定標準版教材成為一個棘手問題，各家手裡的教材都是上一代傳下來的或者抄來的，時間久了難免有誤，造成版本上的混亂。

漢代的讀書人喜歡辯論，涉及典籍的版本問題，大家都認為自己手裡的才權威，於是互不相讓。爭論無果時，大家紛紛去找依據，結果朝廷的國家圖書館蘭臺就經常被一些無聊的文人打擾。不過，輸了的人也有不認輸的，他們的辦法是篡改蘭臺裡的權威版本，把它們改成與自己手中版本一樣的，於是蘭臺收藏的典籍被改得面目全非。漢靈帝時，著名學者、書法家蔡邕實在看不下去，他向漢靈帝提出建議，組織權威學者，考據出這些典籍的最權威版本，把它們一一刻在石頭上，今後誰都不能再篡改。漢靈帝是出了名的“摳門皇帝”，但他本人熱愛文化，是一名“文藝青年”，居然批准了這項耗資巨大的文化工程。

漢靈帝命蔡邕負責這項工程並親自撰寫碑文，在蔡邕主持下，一批當時最優秀的學者參與到此項工程中，校訂出《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孝經》《公羊傳》等七部儒家經典，共20。9萬字，全文刻制在46塊石碑上，每塊碑石“高一丈許，廣四尺”，由於它們刻制於漢靈帝熹平年間，史稱“熹平石經”。其後，歷史上還至少有過6次這樣的刻經行為，分別是曹魏的“正始石經”、唐朝的“開成石經”、五代的“蜀石經”、北宋的“汴學石經”、南宋的“臨安石經”和清朝的“乾隆石經”，其中“開成石經”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乾隆石經”現存於北京孔廟，其他石經已毀。這些刻在石頭上的石經，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圖書編輯出版活動，目的是儲存經典、統一版本，除弘揚儒家經典外，“學術打假”也是刻制它們的重要動機之一。

作者：陳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