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北宋的危機，王安石積極實行變法，卻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

這裡面就有我們熟知的曾經砸缸的司馬光和大文豪蘇軾蘇東坡。

司馬光和蘇東坡有什麼區別嗎？

蘇軾忠誠正直，只以國家利益為重，不依附於任何黨派。他因為王安石變法中存在著一些危害百姓的現象而反對變法，又因為司馬光矯枉過正，完全廢除新法，而反對司馬光，兩面不討好。

一、王安石變法用人不當，危害百姓，蘇軾出於公心，進行抵制

北宋中期，外有遼國和西夏一直對朝廷的安危帶來威脅，內部官僚機構繁雜，人浮於事；土地兼併嚴重，百姓生活困苦，起義不斷。

面對這種局面，年輕的宋神宗決心任用王安石實行變法圖強。

應該說，王安石變法的許多措施現在看來都很有超前性，即使是放到現在也不落後。

比如，他所推行的青苗法：每年三四月青黃不接的時候，百姓家裡沒有存糧，難以生存，就會被迫向地主借高利貸或者低價把田裡沒有成熟的青苗賤賣給地主。日復一日，百姓越來越貧困，迫不得已的時候，田地就會被地主兼併。

青苗法規定，每年三四月，百姓可以朝官府借貸，等到秋天歸還的時候，只需要交二分的利，大大低於黑心的地主。

於夏秋未熟前，凡民戶自願請貸者，即將所貸糧食折成現錢貸付，歸還時令隨稅納還。……其願借貸糧食者，即以時價估作錢數支給；隨兩稅償還，須在原借數外每料迦納三分或二分息錢。《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這個政策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政府給農戶的小額貸款呀，設計是多麼高明呀！

變法期間，王安石把歐陽修、韓琦等名滿天下節又反對新法的人一概趕出京城，不管你地位多高，名聲多大，只要反對我，一律不留。以至於造成朝廷空出大量重要的位置。

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把一些政治投機家提拔上了更高的崗位。其中人品低劣的七品官員呂惠卿被王安石任用為主管三司的“計相”，這個職務總管四方貢賦和國家財政，僅次於宰相。

他所任用的章惇、蔡京、蔡確、曾布等人在日後也曾經出將入相，這些人卻只知道利用新舊黨之爭排斥異己，並不真心為國。

這些人在推行“青苗法”的時候，有的擅自提高利息，法律雖然規定借不借錢，都要聽取百姓自願，不能強迫，但實際執行過程中，章惇等人要快速見成效，一定要把錢多借出去，威脅州縣，強行把錢借給百姓。導致百姓拆屋子賣牛來償還，引起很大的民怨。

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蘇軾《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甚至有地方官把錢借給百姓之後，在附近建個酒鋪，把妓女請到裡面，引誘百姓到裡面飲酒花費。百姓往往還沒到家，錢就沒了十之二三。

上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王栐《燕翼詒謀錄》

所以，蘇軾反對的是王安石變法當中出現的一些弊端，並不是反對王安石本人，他和王安石私交很好 ，甚至皇帝要殺蘇軾的時候，王安石也表示反對。

對於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措施，蘇軾在做地方官的時候，其實是積極靈活地貫徹執行了的。

他在執行的過程中，保留新法優點，改革其中弊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他甚至還提出“青苗法”中已經很便宜的二分利，也可以取消，“不取其息”。

二、閒置多年的保守派人物司馬光上臺，不計好壞，把新法全部廢除，蘇軾仗義執言，又遭貶斥

宋神宗去世後，8歲的宋哲宗繼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在洛陽修訂史書已到暮年的司馬光登臺拜相。

司馬光上臺後，又開始了“砸缸”。他執政的過程中固執、偏執，聽不進不同意見。就和他的外號“司馬牛”一樣。這一點上，他和“拗相公”王安石十分類似。

範純仁、呂公著等人認為新法有許多可取之處，可以繼續保留。司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援下，寧肯矯枉過正，也不聽取一點不同意見。

蘇軾在司馬光遭受別人排擠的時候，仗義執言，使他擺朊了困境，並且蘇軾也曾經公開批評新法導致一貶再貶，司馬光認為蘇軾跟自己是一路人，就把蘇軾招到京城，擔任了禮部尚書。

只是我們的大文豪蘇軾從來都是隨性而為，看不過眼的一定不會保持沉默。他絕不會為了自己的仕途曲意逢迎。對於司馬光盡廢新法的行為，蘇軾和弟弟蘇轍都明確表達了反對意見。

在司馬光要廢除明顯對國家很有好處的“免役法”的時候，蘇軾和司馬光進行了激烈的爭辯。並且以自己的實踐向司馬光證明，他當初在擔任地方官事，推行免役法，十分方便百姓。

熙寧中曾行給田募役法，向於密州推行，民甚便之。

由於蘇軾的極力反對，王安石的一些變法措施“得存留者甚多”

也正因為蘇軾的這個態度，他又得罪了舊黨，再次被趕出朝廷。

蘇軾一生，可以說和王安石變法息息相關，他反對新法中的弊端，又反對司馬光完全廢除新法，使自己不容於新舊兩黨。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機會看到一個在文學史上豐富多彩的蘇軾，聽到他雄渾豪放的“大江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