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謙對內外班和八旗官學皆有規劃，但整頓的前提是經費的增加。若按王先謙規劃的國子監進行整頓，每年僅就監生經費就需增加三千六百七十二兩。對國子監這樣一個清要衙門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王先謙預想從即將上任於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處籌得款項，又幸遇慨允提撥鉅款。

左宗棠應諾初擬洋稅加成，便可提撥。嗣知難於著手，約到江督任後，清釐閒款，為挹注之資。左宗棠的應允，讓王先謙看到了國子監重振及持續發展的希望。

他遂將國子監現狀，及亟需整改之處以信函的方式寄予左宗棠，並希望得到十萬金的資助，將其籌款投資於鹽務，每月生息一分，即可歲得萬二千金，歲由運司收解到監，有裨公事，無損商人。

就當時鹽務政策而言，但使朝廷不輕改舊章，尚可百年不敝。如此一來，不但王先謙所設想為國子監應辦之事畢舉。若此項收益經年不斷，就國子監長遠發展來說，也是一筆可觀的經費保證。

王先謙制定了國子監發展的長遠規劃，不再是單純的籌措經費應對暫時危機，而是將所籌款項投以商業，為監生的津貼取得長久的保障，這是為保證國子監經費來源的新提案。

由此看出，湖南籍祭酒王先謙頗具經世致用思想，即利用當下經濟發展的活躍，將經費運轉起來，使國子監每年都有固定的收入，以此在經費上得到永久的保障。但他以發商生息獲取經費的新思路、新方式，受到了時任國子監管理監事大臣翁同龢的質疑。

王先謙發揮其經世致用的辦事宗旨，以例項說服國子監管理監事大臣翁同龢。王先謙在給翁同龢的信中說，太學儲款，析言之，有庫帑、捐項之分。如監中以庫帑發商，自屬滯礙；至外來捐款，較有區別。王先謙深知若是將戶部及海關所捐款項用於發商生息，則會使國子監的正常運轉瀕於停滯。

但就籌措的捐款來說，則不會影響國子監的發展。況且各省書院也有用此法來保證生員的膏火、津貼。若廣東之學海堂、應元書院、菊坡精舍，湖南之校經堂、思賢講舍，四川之錦江書院，以上書院皆系捐款生息，充學中膏火經費。

雖與國子監所屬地域不同，但宗旨皆為培才興學，就沒有什麼差別了。而以籌款發商生息在乾隆年間就有案例，且此事以公濟公，諒不至貽牟利之誚。

此種積攢經費的方案雖在前期收穫較小，但若以十年、二十年累積計之，所繫甚巨。此筆款項不僅是王先謙意圖整頓國子監，使其達到無名實參錯，並規制簡陋之病，對國子監的持續發展也是極為重要的。

為籌取更多的款項，王先謙希望翁同龢作為管理監事大臣，要求外任官及每屆試學差，凡曾任本衙門堂司官者，亦可仿現在翰詹衙門之例，酌量捐資，歸併一處，俾日新月旺，儲為不竭之藏。籌款範圍的擴大，可為國子監增加經費。將經費用以發商生息，實是將其變相的予以增長。

王先謙深知，雖籌款及發商生息之事不易辦理，但事在人為。若面對困境及阻礙，就無視國子監現狀而坐視不管，那麼國子監的重振，則終無興舉之日。王先謙雖是中央官學的掌管，但就自己任祭酒一職來說，大半從事形式化的公事，且無任何意義。他認為惟培植南學，尚是為國為民做的最為有意義的事情。

因此，他任職祭酒的態度，但令公事獲益一分，即不欲置之不辦。王先謙重振國子監的方式、態度，均彰顯了儒家所倡導的在其位，謀其政的為官宗旨。王先謙的提案為翁同龢所接受，且翁同龢在日記中贊其為王益吾長於經學，人開張，可用才也。可見，王先謙的努力得到了翁同龢的認可。

王先謙與左宗棠雖系同鄉，但除卻僚屬及同鄉關係之外，並未有更深的交情。為保證得到所期經費，王先謙致電同鄉兼左宗棠的門生劉坤一。並將寫予左宗棠的信謄抄一份一併寄予。希望他若會晤恪靖時，偶及此事，或將如何設法之處，鼎言贊成。

王先謙期望劉坤一能在左宗棠面前美言幾句，以期能促成此次徵款。王先謙的努力終得回報，雖沒有達到預期之數，但也得到了左宗棠贈予的兩萬兩白銀的籌款。翁同龢遂定以南洋所助二萬交直隸礦局，每月一分行息，以生息所得資助南學士子作為膏火。

兩萬兩白銀每年生息僅有二千四百兩，這些經費不足以支撐王先謙，用以國子監改革的經費所需，因此他又向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籌款，並得到了他的支援。

王先謙致信說舍弟才本疏庸，初入仕途，不免欲速之病。閣下助以資斧，噓其羽毛。瞻對高雲，但有慚謝。雖此次籌款數額未見資料記載，未明所得數額，但王先謙為重振國子監籌措經費，所作的努力則是有目共睹。

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後國力漸趨下降，咸豐年間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後，清廷的財政更為窘困，且在戰爭中出現了部分財政大權下移的情況，因此地方督撫得以掌控地方部分財權。正是因晚清在咸豐年間後，財政大權出現的新變，才有王先謙繞過中央，直接以同鄉、同僚的關係向地方督撫籌措款項成功的可能。

王先謙重振國子監得不到政府的支援，反而以私人關係向地方徵款成功。可見，晚清政府自身的衰敗，已有心無力地支撐國家教育改革。晚清國子監重振的希望，反而落在有責任心的祭酒身上，王先謙擔負著這個重任，又對監生結構進行了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