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自設一問：在四大名著中，出現的頻率最高而且還又貴又脆的玩意分別是啥？
答：《紅樓夢》中的妹妹，《西遊記》中的師傅，《水滸傳》中的哥哥，還有《三國演義》中的主公。
其實要我說，除了型別截然不同的紅樓以外，將其餘三部經典中的主角均稱之為“主公”，其實也不為過。
四大名著中除了紅樓，其實講的都是“忠義”二字，所以“主公”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那麼“主公”又是個什麼玩意？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主公之意有三，分別是臣下對君主的稱呼、僕役對其主人的尊稱和賓客對男主人的敬稱，但常用的大多是第一種。在西遊中，唐三藏與孫悟空等人名為師徒，卻是典型的主從關係，畢竟理論上前者對徒弟們可以生殺予奪，而猴子能大鬧天宮卻奈何不了一個和尚……在水滸中，宋江之於梁山好漢更是名副其實的主公，只不過還要打著“忠義”的旗號立牌坊，所以不好弄得那麼赤裸裸，才用“哥哥”打馬虎眼；至於在三國裡邊那就更不用說了，無論是“名為漢相，實為漢賊”的曹阿瞞，還是一心一意匡扶漢室的劉大耳朵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軍頭，都能理直氣壯的被尊為主公，根本沒有一點避諱的意思。
要知道漢室雖衰微不可救，但畢竟天子尚在朝。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連宋江那個土匪頭子都知道給皇帝老兒留下幾分面子，老曹和老劉這樣的文化人為啥就敢明晃晃的以君上自謂？難道就不能換個稱呼，比如說“孟德哥哥”、“玄德哥哥”啥的？
其實這事怪不得曹劉，而且也不是大漢朝藥丸才興起的潮流。事實上在東漢近200年的歷史上，“主公”這個帝制下的怪胎不但一直廣泛存在，連歷代漢帝也不得不預設這一現實。
“主公”並非漢末才有的新鮮玩意，只不過當時的主公實在太“遍地走、賤如狗”了一點
在近現代的政治體制中，有個被稱為“二元君主制”的玩意，一戰前的德國和二戰前的日本都是實行二元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即便在今天如泰國、約旦、科威特等國其實也在實行這一體制。在二元君主制下，世襲的君主可以任命內閣，還能否決議會的法案，可以說權力大得很。
而在東漢其實也存在一套可以稱為二元君主制的潛規則，但涵義截然不同。對於當時的士人和官吏而言，他們其實有兩個並存的效忠物件，其一理所當然就是皇帝，其二則就是本文要說的“主公”了。
事實上，東漢即因“主公”而生，亦因“主公”而亡。
“主公”是怎麼來的？說起來都要怪到劉秀頭上。？
大漢朝號稱歷29帝、享國407年，國祚之長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王朝史中無出其右。不過這事也就是聽著怪唬人的，細想想其實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
畢竟在這400來年間冒出過一個王莽，生生的將大漢朝分成東西兩段。而西漢和東漢除了皇帝都姓劉以及未改國號以外，說他們是兩個王朝也不為過。
兩漢在很多方面看似一毛一樣，其實截然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區別，就是在西漢皇權堪稱一家獨大，無人能望其項背。雖然在西漢也曾爆發過權臣擅權、宗室造反、外夷入侵等危及皇室權威的問題，但卻無一能夠動搖皇權的基礎。這是為啥？皆因西漢的開山老怪劉邦基礎打得好，其權威無人敢於質疑，更無人敢於侵凌。跟著他打江山的一眾能臣猛將以及幫著他治江山的世家大族，要麼在老劉的淫威下乖乖聽話，要麼就只剩下死無葬身之地這一條路可走，連漢初三傑之其二都一死一隱，剩下的誰還敢嘚瑟？
所以在劉邦晚年，才敢腆著張大臉逼迫群臣簽下一紙“白馬之盟”：
“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史記·卷十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而對於東漢的建基者、光武帝劉秀而言，情況則截然不同。
首先，劉秀身上所謂漢室宗親的身份，其實跟劉大耳朵那個“中山靖王之後”（話說那位中山靖王劉勝可是生了120多個兒子）一樣，並不值幾毛錢——作為劉邦的九世孫、漢景帝劉啟之子長沙定王劉發的後裔，傳到劉秀這一代已經淪為徹底的平民，不但要靠叔父收養才得以成人，還得整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才能勉強果腹。
劉秀定鼎天下的難度其實比劉邦要高得多，所以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做出妥協
不過在當時“非劉氏不得為王”的觀念實在是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哪怕在新莽末年如綠林、赤眉、下江、新市、長林等各方勢力英雄輩出，但誰都不能服眾。於是大家推來選去，覺得還是找個姓劉的當老大比較靠譜，所以劉玄這個無名之輩才能在一夜間驟然成了更始帝。劉秀的才能自然勝過劉玄百倍，可是他最終能夠脫穎而出、成為東漢的開國之君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佔了姓劉的便宜。
人家老潑皮劉邦靠白手起家佔得天下，自然讓人不服都不行，怎麼逞威風、耍賴皮別人都得受著。而劉秀儘管也屬於幾百年才能出一位的那種明君雄主，但在許多人眼中畢竟還是靠著祖宗餘蔭才爬上了帝位，天然的底氣不足，在很多問題上不得不妥協讓步。
其次，儘管現在的網路經常將劉秀吹噓成“天選之子”，但實際上他非但難比老祖宗劉邦，甚至比劉大耳朵還倒黴。
大耳朵扯旗插杆子以後，雖然漢室早就不得人心，姓劉的也沒那麼值錢了，但在親戚中確實沒人能跟他比。話說在當時如劉焉、劉表等老一代的宗室要麼老朽要麼無德，年青一代的劉琮、劉璋更是庸碌之輩，要想“匡扶漢室”除了大耳朵幾乎不作第二人想。因此大漢朝的最後一批忠臣孝子們幾乎別無選擇，只能追隨在大耳朵的鞍前馬後忠心任事。
而劉秀呢？且不論人家劉玄已經先人一步搶佔了大義的名號，在他腦袋上還蹲著個親哥劉縯呢。就連劉小弟走上革命道路都是拜劉大哥所賜，排資論輩也輪不到他啊？
若非劉玄是個廢物，王匡、王鳳之流的梟雄也不可能捧他
你要說劉秀有外掛護體，又是天選之子又是大魔導師啥的所以才一朝奮起、群英追隨那就更扯了——話說劉玄為啥莫名其妙的成了皇帝？除了姓劉以外還不是因為這就是個二貨，好控制、好操弄而已：
“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望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卬、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屍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系天下而戢桀驁者私利之心乎？”（《讀通鑑論·卷六·後漢更始》清·王夫之）
所以其實沒有任何資本的劉秀只能把自己的姿態放得很低，又是跟李通“握手言歡”，又是把耿弇捧為“北道主人”，甚至假裝原配+真愛陰麗華不存在、重婚娶了能給他帶來十萬精兵作為嫁妝的郭聖通（當然後來又廢了新歡重娶舊愛）。經過一大堆堪稱禮賢下士到了卑躬屈膝程度的操作，劉秀才腰桿漸粗、說話夠硬，這才有了開外掛橫掃天下的資本。
最後，等劉秀當上了皇帝，面對滿朝對其有擁立從龍之功的功臣宿將，他又能怎麼辦呢？
劉秀也想皇權獨大，可能夠做出前腳還禮賢下士後腳就翻臉不認人的，只有他祖宗劉邦那樣的老潑皮或是明太祖朱元璋那樣的鐵血猛男。在這一點上，劉秀的臉皮還嫌薄了點、手腕還嫌軟了點。儘管他也採取了收取兵權、抑制豪強、推崇儒術、重用文吏等手段加強中央集權，但終究還是下不了決心對功臣集團下死手。相反他為了“維穩”，還不得以優待功臣貴戚為名，分封360多位功臣為侯，給予他們高官厚祿和金帛田宅作為補償。
劉秀奪天下所依靠的功臣宿將不是世家就是豪強，這些人的力量連皇帝都惹不起
劉秀活著時，憑藉他巨大的威望還能壓制住功臣及士族集團，保證皇權的地位壓倒一切。可等劉秀死了以後，他的子孫卻沒有這個本事。尤其是到了漢章帝劉炟之後，東漢剩下的11個皇帝中即位時年齡最大的居然只有15歲（漢桓帝劉志）——一個兩個的倒也算了，成群結隊冒出來的娃娃皇帝，憑什麼讓那些早已經對皇權缺乏敬畏的大人物們繼續無條件的敬服？
於是因為劉秀的妥協和歷代漢帝的不給力，使得東漢的皇權早就沒了西漢時的權威。皇權一旦失位，其讓出的權力空間必然由其他勢力爭相搶佔。於是終東漢一朝，皇帝經常淪為寺廟裡的泥胎木塑一般，看似被人高高供起，其實也就是那麼一回事。偌大個漢都洛陽，早已淪為宗室、外戚、公族甚至是閹宦以及軍頭競逐的權力場。
同時，由於東漢察舉制的官員選拔機制以及“以郡為國”的政治傳統，各地方長官不但是相關州郡（國）的行政長官，也被視為當地人的“主君”，更是把持著本地各大勢力晉身中樞的選拔通道，無論名實都是當地人理所當然的效忠物件，自然也就是“主公”了。
東漢沒完沒了的“主少國疑”，也成了滋生“主公”這個怪胎的沃土
否則在漢末大亂之初，為啥各路諸侯大都掛著個太守或是刺史、州牧的頭銜？
而這幫傢伙，才是在東漢朝野真正掌握權力的人物，也成為了除了名義上的皇帝以外，人們爭相追隨效忠的物件，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主公”。
在東漢，什麼人才能天然的當上主公？
在東漢一朝天生就能混上個“主公”名頭的，主要包括以下幾股勢力。
首先就是功臣集團。
話說想當年豁出性命和家財助劉秀打天下的那幫傢伙，當然不是大公無私的活雷鋒，所以等到劉秀登上了皇位以後自然要有所回報。於是這些人無論此前的身世如何，如今幾乎人人封侯，成了皇權之下帝國中最顯赫的人物，而他們的宗族自然也成了頂級豪門。
就整個東漢朝而言，鄧禹家族才是最顯赫的世家大族
比如開國元勳、在“雲臺二十六將”中位列第四、爵封好畤侯的耿弇家族就真正做到了“與國同休”：
“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雲。”（《後漢書·卷十九·耿弇列傳第九》）
當然，姓耿的再牛也牛不過姓鄧的——高居“雲臺二十六將”之首的鄧禹，其家族非常明智的轉型為外戚，不但先後將鄧綏和鄧猛女捧上後位，大將軍鄧騭更是曾經權傾朝野，比他爺爺鄧禹還牛（相對於其他東漢的大將軍，鄧騭的名聲極好）。而且相較於其他“與國同休”的功臣家族，老鄧家在東漢亡國後依舊屹立不倒，比如爵封陽武亭侯的蜀漢名將鄧芝，在曹魏官居侍中的鄧颺等等。
除了鄧氏與耿氏，在東漢一朝的功臣集團中聲名最顯赫的還有梁統家族（16人封侯，3皇后，6貴人，梁商、梁冀兩任大將軍）、竇融家族（2皇后，竇憲、竇武兩任大將軍）、馬援家族以及皇后陰麗華家族，合稱東漢六大世族。
不過礙於東西兩漢的政治傳統，功臣集團往往熱衷於轉型為外戚以攫取更大的權力。不過這也導致了兩個問題——首先是外戚雖然極受漢帝的信任、權力也極大，但很容易成為各方權貴勢力集火打擊的目標。所以專為外戚所設的兩漢歷任大將軍中，不得好死的佔了大多數，往往也導致家族受到牽連，滅門絕戶都不罕見。其次，先有王莽、後有梁冀，這兩者幾乎將外戚的名聲拽進了臭水溝。以至於在很多人眼中外戚就算比閹宦強點也強不到哪兒去，要麼禍國殃民，要麼庸碌無為，反正都不是什麼好鳥。
東漢皇帝除了繼承西漢信任外戚的傳統外，最大的特點就是專寵閹宦
所以除了那些被眼前的權勢富貴迷花了眼的短視之徒外，大多數有識之士其實是不願意投效功臣或者說外戚集團的。因為他們有更好的選擇，那就是士族門閥，即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
都說士族門閥萌芽於東漢、發展於魏晉、鼎盛於東晉南北朝，事實上從兩漢到隋唐“門第”一直是歷代王朝任官用人的主要、甚至是惟一的依據，也造成了少數士族始終壟斷著重要官職的局面。這種局面發展到極致，就是漢末時期頻繁出現在世人眼前的所謂“四世三公”的頂級豪門，比如汝南袁氏（從袁安、袁敞、袁湯到袁逢、袁隗這四代都擔任過三公的職務）、弘農楊氏。除此之外，像“兩世三公”、“三世三公”這樣的豪門家族在漢末更是比比皆是。
而這種出過不止一個“三公”計程車族，又被稱為“公族”，是東漢士族中最頂級的存在。生在這樣家族的子弟，天生自帶主公光環，啥都不用幹就受萬人敬仰，隨便往哪兒一站都有人“納頭便拜”。就比如那位袁紹袁本初，宅在家裡都能號稱天下楷模，尚未出仕就能成為黨人領袖。等到天下大亂、關東諸侯聯兵討董時，袁紹更是不用親自到場就被遙推為盟主，大有一番“本初不出，奈蒼生何”的架勢：
“是時，豪傑既多附招，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後漢書·卷七十四上·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上》）
話說後來開創了三國大業的曹劉孫此時還在慘遭社會的毒打，而“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三國志·卷一·武帝紀第一》）的袁紹卻僅因為投胎投得好就儼然有了天下霸主的模樣，真是讓人莫名感慨，也不得不服公族巨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要不是有個“四世三公”的家世，以袁紹之才焉能在漢末爬上“武林盟主”的寶座？
比公族低一檔的，則是所謂的“經學世家”，或者叫名士也行。
這裡的經學特指《六經》（當然按照官定西漢是《五經》，東漢是《七經》），兩漢是中國歷史上經學發展最為繁榮和昌盛的時期，沒有之一。所以在當時，如果沒學過經是甭想當官的，哪怕出身公族也不行（當然這種情況基本不可能出現），而且要不是將經念得滾瓜爛熟、出類拔萃也當不成大官。
所以在當時只要是想當官（當然還要有家世匹配，能當得上）的，都得老老實實的去唸書（經）。只有把書念好了，才能當官、當大官。
於是在東漢一朝學霸輩出，各種能掛上“經學大師”名頭的如過江之鯽層出不窮，不過最出眾的只有3位，即（東）漢初的桓榮、漢中的楊震以及漢末的鄭玄。
桓榮60多歲才受到光武帝劉秀的賞識而出仕，很快就憑藉淵博的學識讓後者感慨“得生幾晚”，並贊其為“此真儒生也”，遂成一代經學宗師。更重要的是，龍亢桓氏受其影響“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皆引自《後漢書·卷三十七·桓榮丁鴻列傳》），終漢一朝出了一個三公、三個九卿，更不用提在東晉時還有個更出名的桓溫。
鄭玄號稱是兩漢經學之集大成者，撕逼了近400年的今古文之爭經他之手實現了“小一統”，並開創了“鄭學”。可惜老鄭生不逢時、趕上了漢末亂世，雖然守節不仕（老鄭家也因此寂寂無名），可臨死前卻被袁紹抓去從軍以壯聲勢，堪稱倒黴到了極點。
與鄭玄相反，號稱“關西孔子”的楊震在學問上的水平無須質疑，人品官品也堪稱典範，更重要的人家還能搞出個“家學淵源”——老楊生前當過太尉，中子楊秉、孫輩楊賜、重孫楊彪也都當過太尉，世稱“四世太尉”，成為了東漢一朝唯一堪比汝南袁氏的四世三公家族。
弘農楊氏的始祖是楊敞，但若無楊震開創的“四世三公”，也不過一尋常士族罷了
可見經學世家是有機會打破階層的天花板而晉身公族的，但在大多數時候和大多數人，讀破萬卷書也只能撈到一個清貴但沒啥實權的官位，給公族當個陪襯的綠葉或製造輿論的狗腿。不過相對於比他們還次一級的邊郡“二千石”，還是有著天壤之別的。
“石”本是個古代的計量單位，可以用來計量容量，也可以計量重量。若是前者一石等於十鬥、百升，後者則是一石等於百二十斤，又因為在兩漢給官員發的俸祿通常都是實物，比如說小米（即粟米），所以通常又以“某某石”為代指官職。比如說二千石，在東漢就是太守或國相這一級官職的代稱：
“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顏師古注漢書·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在東漢，石與斛同，而1斤約等於220克左右，二千石大約相當於今天的10萬斤出頭，實發不到8萬斤。）
說起兩漢的官秩，從百石到萬石皆有。不過所謂萬石，通常僅三公與頂級重號將軍獨有，跟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員扯不上半毛錢的關係。而六百石以下又多中樞或地方的佐吏，可以自行徵辟而無須不由中樞任命，理論上也不歸中樞管理。所以在兩漢，所謂的“朝廷命官”通常只有三種，即六百石、千石和二千石。
在東漢，能混上個“朝廷命官”的難度極大，升遷更難
而一個標準世家子弟的仕途應該是這樣的——加冠（20歲）後接受當地郡縣長官徵辟當個吏員（門第不夠就別等人家徵辟，趕緊想轍找門路混進去），等在家鄉父（zhǎng）老（guān）面前展（hùn）現（gè）德（liǎn）行（shú）以後，再被舉薦給中央正式出仕。這樣的當官途徑才被視為“正途”、“清流”，很被看重，才有可能晉升至高位。
在東漢的察舉制下，舉薦人才最主要的兩個途徑分別是舉孝廉和舉茂才。不過兩者是有區別的——孝廉為郡舉，茂才是州舉，所以數目是後者少、前者多；孝廉舉的是官場新丁，而茂才舉的多為現任官吏；舉上孝廉一般得先到洛陽當個打雜的郎官（在兩漢當郎官，相當於在幹部學校進修），而舉上茂才可以直接當上秩千石的縣令。
要是因此就瞧不上孝廉那就大錯特錯了。話說按照當時的規定，郡國人口不滿10萬的三年才能舉孝廉一人，不滿20萬的兩年舉一人，滿20萬的歲舉一人、40萬舉二人，那些人口達到120萬以上的超級大郡國，一年也只有六個名額——跟現在的國考相比，這個比率足夠讓人崩潰了吧？
不僅如此，相比孝廉可由郡國太守（國相）一言而決，茂才就複雜多了。中樞地方的各種大佬都能橫插一腳，往往成了政治交易和各種廢物“二代”大發神威的角力場：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詔書，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李賢注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四·志第二十四》）
而能決定這寥寥無幾的孝廉名額花落誰家的，唯有官秩二千石的太守，所以二千石素為漢吏所重，故有“仕至二千石，富貴有足樂”的說法。
在東漢，太守絕對是封疆大吏，軍政財權一手抓，職權比後世王朝大得多
這些二千石的郡國長吏小日子過得這麼美、這麼滿足，為啥還說他們的地位比經學世家還有天壤之別呢？原因很簡單還很重複——依然是因為家世。
對於那些公族和經學世家而言，二千石的太守只是個過渡，他們早晚要以此為階梯進入中樞享受貴官高爵的。可是對於絕大多數家世沒那麼高、在經學上沒那麼高的造詣或是缺乏“家學淵源”，尤其是以軍功入仕的邊郡世家子弟而言，二千石的太守基本就是他們在官場上牢不可破的天花板了。即便是走了大運晉身中樞，也不會有什麼好職位，更會受到歧視和打壓，何不繼續留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呢？
所以等到漢末天下大亂、階層的天花板被打破以後，終於不再被動的“富貴有足樂”的二千石們簡直是蹦躂得比誰都歡——在曹劉孫大體廓清天下之前，割據一方被稱作“主公”的大小諸侯們，大多還扛著（或扛過）一個二千石的頭銜。
哦對了，除了上述的皇親國戚和士族豪門，還能招攬門生屬吏向自己效忠的，就剩下東漢特產閹黨了。當然了，在漢末最有名的一個閹黨出身的“主公”就是大家的老熟人曹操。話說把老曹歸入閹黨之列這碼事可不是我乾的，發明權歸屬於家世高貴無比的袁紹——這貨指使陳琳在《為袁紹檄豫州》中將前者稱為“贅閹遺醜”其實也不算是信口胡謅，畢竟曹阿瞞的老爹曹嵩可是個如假包換的閹黨，而且還是大宦官曹騰的養子，想抵賴都不行的那種。
老曹這個“贅閹遺醜”的家世背景還真不好洗
到漢室衰微以後，能混上個“主公”頭銜的傢伙就更多了。
前文囉嗦了大半天，說的都是達官貴人，那麼要是家世不行，就當不上“主公”了唄？
答案是肯定的，起碼在董卓那貨把大漢朝徹底整亂套之前基本沒有任何可能。
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詞，叫“豪右閭左”。啥意思呢，就是在秦漢時以25戶為一閭，而在當時又尊右卑左，所以就讓有錢的土豪住在右邊，就成了“豪右”；而沒錢的窮鬼只好住在左邊，就成了“閭左”。
歷朝歷代打著農民起義旗號搞事情的，領頭的基本都是這幫土豪
而豪右閭左，則在事實上構成了東漢規模龐大而且幾乎毫無當官可能的的平民階層。
可能有人會感到奇怪——豪右要麼是佔有了大量土地、人口和錢財的富豪，要麼是在兩漢400多年都可以無法無天、橫行無忌的遊俠，咋就成了不能做官的平民？
答案是東漢人的想法有點奇怪。在他們看來，士人可以家財萬貫也可以一貧如洗，但無論如何都是高貴清白的，所以才能做官；而豪右哪怕錢多得可以把大漢朝都買下來，也是骯髒齷齪的，所以不能做官。而更奇葩的是，同樣的錢放在士人手中就能使鬼推磨，可以買官（在漢末連三公都可以買）、可以贖罪、可以用來換假期（漢官苦逼的一年只有十幾天假期，平常還得關在官寺中過集體生活，每5天才放回家一趟“休沐”）；而豪右哪怕拿出鉅億家資弄不好都換不來一個區區六百石。
為啥買不來？難道東漢的官員都是視錢財如糞土的清官廉吏？別扯了！凡是當官的有幾個不喜歡錢的？只不過他們有更好的辦法從豪右那裡搞錢而已。
終東漢一朝，甭管是士人、閹宦還是外戚掌權，或者皇帝偶爾雄起了，對待豪右都只有一個態度，那就是往死裡整。比如漢明帝劉莊就曾專門下詔，為收拾豪右提供政策支援：
“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第二》）
所以只要大漢朝缺錢了，比如遭災了、打仗了啥的，或者想搞點政績了，再或者乾脆就是皇帝和各級大臣們手頭緊了（東漢皇帝普遍性的貪財），第一選擇就是抄幾戶“大家”、砍幾顆豪右的腦袋，就啥啥都妥了。
兩漢的開山老怪劉邦及其功臣集團，其實就是一幫“豪右”——自家事自知，才會對豪右如此警惕
豪右為啥這麼倒黴？首先就是沒個有能耐的祖宗，也就是家世不行或者乾脆沒有。所以在門第決定一切的大漢朝註定就當不了官，哪怕讀書讀成鄭玄那樣的學霸也沒用（基本也不可能），因為沒有任何士人出身的官員會推薦他們。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豪右有錢有人有地，這就意味著力量，而且還是顛覆世道的力量、令士人最恐懼的力量。
光武帝劉秀中興漢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藉助了這幫土豪的力量——在“雲臺二十六將”裡邊就擠滿了一大堆貨真價實的豪右，不知道砍掉了多少士人的腦袋，又搶跑了多少士人的權柄。而漢末大亂之後，豪右再度崛起，董卓、馬騰、張繡、呂布、公孫度、張楊等統統都成了風雲一時的“主公”。當然更著名的還是劉備和孫堅這兩位蜀漢和東吳的奠基者，嚴格講其實也都算豪右出身。
秩序是士人的法寶，所以太平歲月是士人的天下；而秩序又是罩在豪右身上的枷鎖，所以秩序淪喪的亂世才會成為豪右的樂園——大家都是讀過史的，對此心知肚明。所以士人能讓豪右當官、不往死裡整他們才是見了鬼。
而除了一頭一尾的兩大亂世，“閭左”當官這碼事簡直是連夢都不敢做這樣的，我翻了半天資料也無法確認有一個出身閭左的傢伙在東漢當過官（就一個盧植還存疑）。事實上，在那些達官貴人眼中“閭左”甚至都不能算是人，而被稱之為“氓”（音為méng），比如群氓、氓黎、氓庶等。
在東漢，唯有平頭百姓毫無希望，僅能苟活而已
豪右視閭左如豬狗，隨意兼併欺壓；士人視豪右為仇讎，往死裡整不說還不給其留下半絲往上爬的的機會；而士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邊郡的、門第低計程車人二千石到頂，很少有機會參與朝政；經學世家有機會參與朝政，但大多數人的命運也不過是給公族當門下走狗而已——這就是東漢社會階層不可動搖的現實。
當然不可動搖也是相對的。等到亂世一來，“主公”這個以往僅被少數人壟斷的頭銜也變得賤如野草遍地都是，沒看強盜出身的閭左褚燕（張燕）不但當上了平北將軍、封安國亭侯，還當了好一陣子“主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