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3月17日（咸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李開芳自高唐向東南突圍，於次日凌晨抵達馮官屯（今山東省聊城市茌平區馮官屯鎮）。

此後，尾隨而至的清軍將此地團團圍住。據記載，馮官屯分為前、後兩寨，約五百多戶人家，兩寨均有圍牆。李開芳就駐紮在一鄒姓大戶人家中。外圍的清軍統帥僧格林沁則駐紮在馮官屯西面的史莊。

根據清代薛福成的《庸庵筆記》中記載“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周圍堵住，內以徧掘陷坑，排列槍炮，守禦嚴密。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廈，外巿磚牆，十分堅固，炮不能入。”

再據《山東通志》和孫葆田的《校經室文集》的記載，當時茌平有位大戶鄒家，名叫鄒湘皋，字衡臺，是一位廩生，候選訓導，家庭條件不錯，“有田數千畝”。其父鄒振岐，是一位太學生。當時，太平軍在退至馮官屯後，得知他們家有積糧，於是“據圩而守，盡驅居民。”

而後來，正是鄒湘皋的父親“偵知匪酋所居室”，讓鄒湘皋通知清軍“匪酋所居己室，官軍以巨炮轟擊，倉箱盡毀，賊無所得食。”從而加速了太平軍在馮官屯的敗亡。

《校經室義集》中還記載，是鄒湘皋又給僧格林沁獻策“引河水灌其圩”，但在《山東通志》中並無此說法，其記載是否正確有待商榷。此外，另一說是廣西左江道張祥晉獻以水灌屯之計。

不過，不管哪種說法，在追剿太平軍過程中，採取“挖壕築牆”“以水為兵”策略倒是僧格林沁的慣用手段，其在束城、連鎮圍攻太平軍時，都是採取這種圍而不攻，挖濠蓄水的做法。

茌平馮官屯位置，綠線標註為四新河所在

《庸庵筆記》中記載，因屯中地勢較高，僧格林沁最初擔心水淹不成，張祥晉卻稱“願捐貲獨任其事”，於是在他的牽頭指揮下，“先於屯外周築圍牆，牆外挖濠溝甚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圍周市。

聊城境內運河及河閘

圍住馮官屯，這是一項大工程，水從哪裡來呢？

根據《庸庵筆記》的記載，“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

另據《博平縣續志》記載，僧格林沁所引之水路線是“導源自南鎮南引入茌平官道，東入新河，又東北入馮官屯。”也就是從東昌府三孔橋引運河水至今天的茌平區馮官屯鎮的四新河附近。

其起點三孔橋根據《清文宗實錄》160卷和《中興別記》等的記載，是“擬由上河廳三孔橋挑開，引放運河”“諮東河總督、山東巡撫自上河廳三孔橋開工。”

清代閘壩管理人員

根據記載，山東段運河航道自北而南，上河廳管理聊城、堂邑、博平、清平、臨清、館陶六個州縣河道。其中，運河河道具體是南自陽穀縣官窯口，北至臨清州北界孫家莊。

後來，有文章認為三孔橋是在今聊城市東昌府區梁水鎮境內，在當時屬東昌府堂邑縣，運河之上有土橋閘、梁鄉閘等節制閘，另在河東岸有土城減水閘、中閘減水閘、老堤頭減水閘等減水閘、壩，用以宣洩運河之水，屬堂邑縣主簿管轄的河道範圍。

清末茌平縣境圖，方向標註為上南下北

這項引水工程至4月19日（三月初四）竣工。

《清文宗實錄》162卷中記載，咸豐皇帝在給僧格林沁的諭旨中說“惟聞該屯地勢微高，逆賊在濠內添土築壘，巧為抵禦，是水勢雖形暢旺，不過灌滿四面濠溝而止”。

可見，在引水到達馮官屯之後，因屯內地勢較高，水攻效果並不理想。

此後，僧格林沁又徵調民夫二三千人，用水車、巴斗灌入牆內，同時排列槍炮，防止太平軍乘機突圍。“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使得太平軍儲存的糧草火藥被泡，不得不往高處聚集。外圍清軍的炮轟加誘降，使得太平軍陷入了艱苦境地。

期間，李開芳組織太平軍進行反擊，“用長梯，上栓大炮，向外轟打，傷亡兵丁不少。”甚至將親自督戰的僧格林沁的坐馬打傷，僧格林沁的“炮襟亦有傷痕”。但在清軍的水困炮轟，嚴密包圍下，太平軍的多次突圍均告失敗。

太平橋

此後，太平軍糧彈用盡，不得不強行突圍，李開芳就擒，至5月31日（四月十六日），太平天國北伐軍最後全軍敗沒。（原創作者：史說新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