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文

一

“善沒有理由戰勝不了惡，只要天使們能像黑手黨那樣組織起來。”以黑色幽默見長的美國作家庫爾特·馮尼古特在《沒有國家的人》裡說過的這句話意味深長。善美而優良的人應該更強悍而堅韌，可以經受得住殘酷時代命運的淬鍊，經受得起在黑暗時光裡對黎明的漫長等待。

蒼白的馬作為某種意象縈繞在斯蒂芬·茨威格的心頭，是在他被納粹驅逐遠離祖國奧地利流亡英國的時刻。我注意到這個意象是在茨威格為《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所作序言的註釋裡。德國畫家阿爾佈雷特·丟勒創作過一幅銅版畫題為《四騎士：瘟疫、戰爭、饑饉、死亡》，這幅畫取材於《聖經·新約》。在《約翰啟示錄》裡，以異象為預言，預示世界末日大動亂的恐怖景象，其中騎馬的四騎士分別象徵瘟疫、戰爭、饑饉、死亡。1942年，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裡寫道：“《約翰啟示錄》裡那幾匹蒼白的馬全都闖入過我的生活。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災難，我們都從頭至尾飽嘗過。”

人如沙礫投入驚濤駭浪，被戰亂驅趕的難民潮如同潮汐狂卷。1934年春天旅居英國的茨威格詳盡寫到他親眼目睹的難民潮。逃往英國的猶太人一週比一週多，一月比一月多。後來的難民比先到的難民愈來愈落魄，精神愈來愈頹唐。那個史無前例的仇恨狂人希特勒要凌辱和驅趕的正是他們，要把他們趕到世界盡頭，趕進地獄。納粹先是剝奪了猶太人的職業，繼而禁止猶太人去劇院、電影院、博物館，禁止猶太族的研究人員使用圖書館。納粹趕走猶太人家中的僕人，拆走猶太人家中的收音機和電話機，然後沒收猶太人的住宅。沒有逃走的猶太人被送到德國納粹的集中營，等待他們的是長久的囚禁、焚屍爐和毒氣室。

茨威格描述的這幅世界圖景我不陌生。2006年6月，我應邀到波蘭訪問時前往克拉科夫老城奧斯維辛-比克瑙·納粹德國集中營和滅絕營遺址參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波蘭被納粹德國佔領期間，有超過100萬名猶太人以及大量的波蘭人和羅馬人在這裡遭到系統性謀殺。走進這樣一個場域，我會有凝重感。知道此生只此一遇，我要看清楚也要看明白。其時我已看過斯皮爾伯格執導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旅美音樂家馬友友為電影《辛德勒名單》演奏的大提琴主曲，深沉而悲愴的樂音，深邃而誠摯的哀思令人聞之心絃震顫；看過羅曼·波蘭斯基執導拍攝的《鋼琴師》；看過朱塞佩·多納託雷執導的電影《西西里的美麗傳說》，這些電影都是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暴行的。當我走向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時，彷彿是走進電影的場景，然而這是真實的歷史現場。在鐵絲網密佈的兵營穿行，觀看冰涼的焚屍爐和毒氣室；觀看陳列在巨大玻璃房裡婦女剪下的頭髮；觀看陳列在巨大玻璃房失去主人堆積如山的旅行箱、眼鏡以及鞋子；我踩著坑窪不平的石階下到地下囚室，看到懸掛著散發黴味的囚衣。

茨威格是在戰爭期間，在客居巴西彼得羅波利斯小鎮時撰寫這部回憶錄的。他在旅館的房間裡，這裡沒有一本他自己的著作的樣書，沒有任何能幫助他記憶的材料，沒有一封友人的書信，他也無處可以問詢，因為國與國之間的郵路已經在全世界中斷，或者說由於檢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礙，每個人都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寫道：“我曾親眼目睹各種群眾性思潮——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俄國的布林什維克主義——的產生和蔓延，尤其是國家社會主義如同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我們歐洲的文化之花。於是我也就勢必成為一個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見證人。我目擊了世人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為早已被人忘卻了的野蠻之中。”

茨威格目睹過的民眾思潮也是20世紀的極權主義政治形態。現在人類已經對這些政治形態做過檢視和省察。在這個世紀不斷有傑出作家書寫並揭示極權主義制度的執行以及帶給世界的災難。從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到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從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人安娜·阿赫瑪託娃、曼德爾施塔姆到約瑟夫·布羅茨基都有沉痛而哀婉的詩篇記錄和揭示蘇聯時代政治清洗和人性滅絕的殘酷真相。

二

然而在茨威格活著的時刻，所見的一切困厄令他迷惘而憂患。

祖國奧地利的動盪使茨威格無法安靜工作。他幽居的薩爾茨堡的家離德國邊境很近，茨威格住在緊鄰著德意志第三帝國的邊界。只要望一眼就能看見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1933年1月，當阿道夫·希特勒上臺時，茨威格與裡夏德·施特勞斯合作的歌劇《沉默寡言的女人》第一幕的鋼琴曲總譜已全部完成，第一幕的管絃樂樂譜也大致完成。然而幾個星期之後，當局下令禁止在德國舞臺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猶太人以某種形式參與的作品。這些強制措施對逝者也不放過，萊比錫音樂廳門前的門第爾松的立式雕像被拆除。“我覺得，這條禁令一下，我們那部歌劇的命運也就完了。”茨威格追憶這個時刻。

他認為夏德·施特勞斯會放棄合作去和別人另搞一部作品。然而施特勞斯並沒有那麼做。他提醒茨威格應該為他的下一部歌劇準備歌詞，他已經在為茨威格的第一部歌劇作管絃樂部分的配樂。施特勞斯恪守了對朋友的忠誠，可是他也在為自己的安全做著預防措施。接近權貴，他和希特勒、戈林、戈培爾見面，接受納粹的國家音樂局總監的任命。

納粹當局頒佈《保護德意志人民》法令，把印刷、銷售和傳播作家的著作宣佈為犯有賣國罪。將查禁的書籍放到燃燒的木柴上焚燒成灰燼。托馬斯·曼、亨利希·曼、韋爾費爾、弗洛伊德、愛因斯坦都被剝奪創作的權利。焚書和使用酷刑成為納粹的管制手段。茨威格也被納粹列為查禁的作家，當時全德國正放映一部根據茨威格的中篇小說《情慾燃燒的秘密》改變的電影，因為篇名有“燃燒的秘密”的字樣，當天晚上，警察騎著摩托車在街上巡邏，命令停映這部電影，因為“燃燒的秘密”使人聯想到納粹的“國會縱火案”。

知識分子與納粹的合作被視為道德上的不良記錄，受到公眾譴責。最著名的是德國哲學家、時任弗萊堡大學校長的馬丁·海德格爾。作為最負盛名的音樂家，施特勞斯時年已70歲。第11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於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德國柏林舉行。希特勒任大會總裁。這是一次在納粹陰霾下舉辦的奧運會，裡夏德·施特勞斯為這屆奧運會的會歌譜曲。

施特勞斯曾經告訴茨威格，希特勒在維也納流浪的歲月裡曾去格拉茨看過他的《莎樂美》的演出並表示很敬仰他；在當時貝希特加登的所有節日慶祝晚會上，除了瓦格納的作品之外，幾乎只演唱施特勞斯的歌曲。施特勞斯說他和納粹合作有自己的深謀遠慮。他在任何時候都直言不諱地承認自己信奉藝術唯我主義，他心中覺得任何一個政權對他都無所謂。施特勞斯如此逢迎納粹分子，出於和他生命攸關的利益，因為他的兒子娶了猶太女子，他擔心至愛的孫子們可能會被當作廢物排斥在校門外。

歌劇《沉默寡言的女人》的演出成為一個事件。到1934年初，納粹當局必須作出最後抉擇：要麼違背自己頒佈的禁令放行；要麼禁止當時最偉大的音樂家——裡夏德·施特勞斯的那部歌劇上演。歌劇總譜、鋼琴配曲部分、劇本歌詞早就印好，德累斯頓的皇家劇院已經預定好道具服裝，角色也分配好且進行了排練。然而納粹的主管部門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從高層掌權者戈林到意識形態主管戈培爾都沒有表示意見。阿道夫·希特勒不得不親自下功夫研究茨威格寫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劇《沉默寡言的女人》，為此開會研究。最後裡夏德·施特勞斯被召到那位至高無上者面前。希特勒告訴裡夏德·施特勞斯，他將破例允許這部歌劇上演，儘管這樣做違背新德意志帝國的一切法律。然而《沉默寡言的女人》僅僅公演一天，德累斯頓皇家劇院接到通知，禁止演出。裡夏德·施特勞斯被迫辭去國家音樂局總監職務。

三

“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茨威格以莎士比亞的名句作為《昨日的世界》題詞。

1881年11月28日，斯蒂芬·茨威格出生於維也納朔滕環城大道14號大樓。從留存的照片看，這是一幢華美的宮殿式建築。維也納市政廳大街17號是斯蒂芬·茨威格和哥哥阿爾弗雷德·茨威格在這幢大樓度過童年時光，在茨威格生活的地帶有建於19世紀的維也納皇家劇院，有建於19世紀的維也納歌劇院，有聖斯特凡大教堂。

在《昨日的世界》開篇章節，茨威格描述他所親歷的黃金時代。在那個已有上千年曆史的奧地利君主國，哈布斯王朝統治下的奧地利幾個世紀以來的和平使奧地利繁榮昌盛，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是由憑自由的意願選舉出來的代表民眾的機構——國會用文書確認的。太平的世紀也是保險業的黃金時代。人們為自己的房屋做防火和防盜的保險，為自己的田產做防雹和防災保險；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做人身保險，為自己的晚年買好終身養老儲備券；在女孩子的搖籃裡放上一張保險單，作為將來的嫁妝。工人也組織起來，為自己爭得一份合理的工資和醫療保險；僕役們喂自己儲蓄老年保險金和預先存入一筆自己身後的喪葬費。阻止任何厄運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使奧地利人生活在最美好的世界，遠離一切邪惡和暴虐，對進步所抱有的信念是那個時代真正的信仰力量。人們信仰進步，超過信仰《聖經》。

“這座城市的每一個居民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培養成為一個超民族主義者、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的公民。”茨威格追憶他的祖國與個人的成長及日常生活。在充滿安詳和美感的追憶中，茨威格重溫自己的幸福時光。國家的富庶和國民所具有的文明教養。沒有一座歐洲的城市像維也納這樣熱衷於文化生活，奧地利人的自豪感就是最強烈地表現在追求藝術的卓越地位上。歐洲文化潮流在這裡彙集，這裡擁有不朽的音樂巨星——格魯克、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都曾在這裡如星光輝映。

文明之子——這個稱謂應該適宜茨威格。然而文明也是脆弱的。在回憶錄的第八章開始，敘事轉向沉鬱和憂患，這是對戰亂、饑饉和逃難生活的回憶。敘事轉向幽暗而殘酷，他詳盡地書寫了戰亂中被納粹驅逐流亡的個人境遇和世界圖景。“見到不宣而戰的戰爭，見到集中營，見到嚴刑拷打，見到大肆搶劫和轟炸不設防的城市。在心靈深處被歐洲大地上幾乎無休止的猶如火山爆發般的動盪震撼過。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敗和野蠻在時代編年史中取得最大勝利的見證人；從未有過像我們這樣一代人的道德會從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墮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

戰爭的陰雲密佈，戰火燃遍歐洲，生靈塗炭，人類的傷殘和死亡成為最常見的景象。儘管幽居中的茨威格沒有直接受到戰亂的危及，然而他沒能捱過席捲20世紀的納粹暗夜。1942年2月22日中午12時，茨威格和第二任妻子洛特·阿爾特曼服用佛洛納（一種安眠藥），在巴西比的羅波利斯的寓所自盡。“在我自願和神志清醒地告別人生之前，我必須完成一項最後的責任，向美好的國家巴西表達由衷的感謝。巴西如此好客地給予我歇腳之地，為我的工作提供如此好的環境，隨著每天每日，我更熱愛者一片土地。但對我而言，自從我的母語世界淪亡和我的精神家園歐洲自我毀滅之後，我已經沒有什麼地方能重建我的生活。”茨威格在留下來的遺書裡寫道：“如今我已年過六十，要再次重新開始一切生活，需要非凡的力量。所以我認為，能把為我帶來最純真快樂的精神勞動和個人的自由，視為天下最寶貴的財富固然好，但是我的力量已在無家可歸的漫長漂泊中消耗殆盡，因此及時和有勇氣結束自己的一生，豈不更好。”

四

2020年春天，我看電影《黎明之前》，這是茨威格的傳記電影，由德國、奧地利、法國聯合拍攝，影片再現了茨威格遭納粹驅逐後在紐約、巴西等地的流亡之旅，呈現在銀幕上的作家茨威格的形象更為直觀和真切。

多年前茨威格就像掛在我頭頂的礦燈驅除了環繞我的深徹黑暗，然而他自己卻絕命於更深的黑暗。我是在礦井下開始閱讀茨威格的，從城裡新華書店的一個角落看到《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選》，封面印著茨威格的頭像剪影。乘坐公交車從城裡回礦上的家，天空灰暗道路顛簸，殘破的玻璃窗不斷湧進煤塵，然而放在書包裡的書令我安心。到礦井上班的時候，在六層交接班大樓的澡堂裡更衣，穿起沾滿煤屑的工裝，我將書套上塑膜揣在懷裡。我的工種是負責變電硐室的供電執行，在硐室裡我用礦燈的光映照著書頁閱讀。《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是我最早看的，它使我身心發熱。愛的情感可以無私和熾烈到痛切，這令我心頭感動。當時我愛著一個難以企及的姑娘，無望的愛情使我更能理解茨威格書寫的超越極限的情感。這本書陪伴我度過黑暗中的時光，也由此結識茨威格敏慧而痛切的靈魂。至今這書還放在我的書架，多次遷徙都會儲存。書頁之間有汙跡，那是我被煤屑染黑的手指觸控時留下的遺蹟。

我生活在幽暗而偏僻的礦區，卻關注外部世界。關注世界局勢，也關注國家事務和公共生活。這是鉅變的時代，此時我知道矗立在東西德邊界的柏林牆倒塌，知道東歐劇變，也知道蘇聯解體。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民選總統；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萊赫·瓦文薩當選總統；羅馬尼亞的革命領袖齊奧賽斯庫夫婦被反對派逮捕後擊斃；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黑人領袖曼德拉結束囚禁當選總統，這些訊息如潮水衝擊堤岸拍打著我的心靈。在1990年的寒冬，當我乘坐吊車沉入礦井幽暗深處的時候，遠在京城的訊息紛至湧來。詩人的自殺潮。社會的全面商業化以及國民精神的沙化。

此時對死亡的沉思成為我心靈遇到的疑難，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所言：“活著，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

當那些蒼白的馬又要在闖入人們的生活時，茨威格之死帶給我們遺憾，也遺留給我們問題：人如何捱度暴虐世界的殘酷生存。

與其說茨威格死於對人類前景的絕望，不如說死於他的精神幻滅。20世紀的文學星空有最耀眼的星辰隕落，在茨威格之後，海明威、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太宰治、保羅·策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境況，然而虛無和脆弱是這些作家共有的精神特質。自殺也是私人事務，它涉及到人對自身對生命遷轉流徙的看法。無疑茨威格屹立在他所屬的歐洲文明，他是文明之子，然而文明是脆弱的，當世紀性的暴行到來時文明便被洗劫。茨威格是死於絕望，他死於20世紀初的暗夜。他的死令人哀傷而惋惜。這樣的情感在1942年瀰漫在人們的心頭，如今也會令閱讀他的人感傷。如果茨威格能更堅韌地面對人生，或許會看到更好的世界圖景。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在法西斯肆虐世界的時候，也有一些作家選擇活下來，並且抵抗。同樣是淪陷於納粹鐵蹄之下的巴黎，薩特和加繆過著別樣的人生，他們在絕望中反抗；即使是被認為的超現實主義作家的博爾赫斯和卡爾維諾也是法西斯的反抗者。自然，反抗不是成為烈士，作為作家，他們以思想和寫作為武器記錄時代的殘酷執行，就像那些被投入納粹集中營的人，比如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萊、美國作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威廉·威塞爾，都是當年在集中營的囚禁中倖存下來的人，他們以堅韌之力活下來，他們書寫傑作，同時成為20世紀災難的親歷者也是見證者。

在《昨日世界》也可以看到那些堅韌的存在者。在這部回憶長卷，我們也看到令人欽敬者的身影。這些傑出者堅韌地活在他們的時代，世紀的暴行無法摧毀他們。

賴納·瑪利亞·里爾克。茨威格在巴黎見面的次數最多，關係最好。也許再沒有一個人會比里爾克生活得更隱秘。他規避一切喧譁嘈雜，甚至規避對他的讚譽。如他自己所說：那種讚譽是圍繞著一個人的名字積聚起來的全部誤會的總和。要找到里爾克是困難的，他沒有住宅，沒有能找到他的地址，他總是在世上漫遊，沒有人能事先知道他會到哪裡去。茨威格去看里爾克的地方是租賃的房屋，在他租借房屋總有一隻花瓶或者在一隻碗裡擺放著鮮花，牆壁前總是放著書籍，寫字檯上並排放著鉛筆和羽毛筆。沒有寫過的白紙放在寫字檯的右角，房間裡還有一幅俄羅斯東正教尊奉的聖像和一幅天主教尊奉的耶穌蒙難像。不管他到哪裡，那兩幅聖像都會陪著他。他們會在巴黎的街頭散步。里爾克也會去看茨威格，他將《旗手克里斯朵夫·里爾克的愛和死亡之歌》的手稿當作一件珍貴的禮物帶給茨威格，里爾克像是一位隱修的教士，一個守護和獻身語言的人。他疏遠日常生活，遠離榮譽和利益。棄絕世上曇花一現的東西，專心於藝術創作，使自己的人生成為一種藝術品。茨威格感慨道：“當我回想起曾像不可企及的星漢照耀過我青年時代的那些可尊敬的名字時，我的心中不禁產生這樣一個令人悲哀的問題。在我們今天這個動盪不堪和普遍驚慌失措的時代，難道還有可能再次出現那樣一些專心致志於抒情詩創作的純粹詩人麼？”

在茨威格常去的巴黎奧德翁咖啡館一角，常有一位蓄著褐色鬍鬚的青年男子獨自坐在那裡。一雙有神的眼睛，戴著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非常引人注目。這個青年就是流亡巴黎的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他當時正在寫作《尤利西斯》，認識以後喬伊斯把他的著作《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借給茨威格看，那是他僅存的一本樣書。喬伊斯還把自己的劇本《流亡者》借給茨威格。這位寫出那部“像流星似的墜入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尤利西斯》的作者對茨威格說：“我要用超越一切語言的語言，即所有語言都為之服務的一種語言進行寫作。”

茨威格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相聚也令他終生難忘。這是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刻，戰爭陰雲籠罩歐洲，弗洛伊德將茨威格領到他在倫敦郊區的一幢住宅的花園裡。83歲高齡的弗洛伊德仍然每天在寫作，他的著作《精神分析引論新講》和《夢的解析》風行世界。他的思維機敏，精力也旺盛。他的堅強意志戰勝了一切。戰勝疾病、年邁和流亡。“即使在黑暗的年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大思想家談話，同樣會給人以無限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勵。”茨威格回憶道。

羅曼·羅蘭也是茨威格尊敬的作家朋友。他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的目錄卡片裡找到羅曼·羅蘭寫的12本關於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以及七八個劇本。其時巴黎有種奇怪的現象，在當時巴黎的各種報紙上被吹捧的可以想得起來的文豪的名字中間沒有那三位重要的作家。詩人保羅·瓦萊裡，小說家普魯斯特。第一次去訪問羅曼·羅蘭。坐落在蒙巴納斯林蔭道附近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走上五層狹窄的盤旋扶梯。羅曼·羅蘭為茨威格開門，將他引進一間小小的斗室。房間裡的書籍一直堆到天花板上。那間修道院式的簡樸斗室就像一間照相館的暗室，可是在這裡能看到世界。

在茨威格看來，羅曼·羅蘭代表歐洲的良知。這位寫出“巨人傳”《約翰克里斯朵夫》（10卷），19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傑出作家，1944年12月22日以78歲高齡辭世。羅曼·羅蘭曾經對茨威格預警：“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保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卑劣的本性，要比善於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於侵略性。我們的責任是，不能沒有準備和無所作為地面對可能爆發的第一次歐洲大戰的事實。”在回憶這個珍貴瞬間時茨威格寫道：“我在他的房間裡感覺到一種人性的、道義上的優勢；感覺到一種不帶自傲情緒的、內心的自由。一個堅強的人所擁有的不言而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