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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經常召“小姐”應付公務接待，以便自己休養精神。

說起來，官場公務接待和請客送禮古代早已有之。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歷朝歷代中，魏晉設政府接待辦的檔次最高，而明清的公務接待的排場最大。

秦始皇建郡縣制以後，官場就出現了接風餞別等宴會。據《漢書》記載：“西漢後期，政局屢變，地方官調動頻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州郡甚至設定了“送故主簿”這樣專門負責接待的官員。宋朝時，政府曾明文規定“凡點檢或商議公事、出郊勸農等，皆準公筵”，可見，古代官場是允許“公款接待”的。但是，歷朝歷代也大都按照節儉原則，規定了不同級別官員的接待標準。

其實，按規定的標準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務活動的保障，本應無可厚非，問題是古代官場也和當今一樣，不按標準接待，而是競相攀比，排場越搞越大，於是惹得怨聲載道。下面擷取幾個古代官場公務接待中讓人捧腹的奇葩事情，以饗廣大網友。

一、明朝兵部尚書奉旨勞軍，回程時財禮塞滿1000輛大車。

從明清官場情況上來看，接待排場之風達到頂峰。明朝巡撫駕到的時候，府官、州官和縣官，一律要跪在道路兩旁歡迎。如果運氣不好遇上颳風下雨的天氣，即使是知府，也避免不了“陷膝汙泥”的命運。在清代，如果遇到欽差大臣經過，“數十里外設馬為長探，二十里內設馬為短探，無不竭力趨蹌”，都想爭取給朝廷要員留個好印象。

明代嘉靖十八年，兵部尚書翟鑾奉旨到塞上犒勞軍隊，邊區文臣武將都全身披掛到郊外恭迎，而且競相送禮。等到翟部長完成使命返回的時候，收受的財禮竟然塞滿了1000輛大車。官至南京兵部主事的管志道回憶說：“我在鄉里做生員時，曾經親眼看見一位縣長向前來視察的巡按百般獻媚，拍馬屁一直拍到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來裝飾尿壺、將緞褥鋪在廁所裡的程度。”

二、廣西官員因上級領導斥責招待不周，竟然羞忿自殺。

清代乾隆三十四年春天，廣西學政梅立本到陸川縣主持科試，陸川縣的楊縣長承辦接待工作。楊縣長不僅包辦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幫隨從近一個月的飲食起居和各項供應，還僱人來代買物品，額外又花了很多錢送禮。儘管如此，梅立本及其手下人的需求仍未得到滿足，繼續多次刁難，並幾度杖責楊縣長派在學政身邊聽候差使的王升、陳忠等人。

迫於情勢，楊縣長去求情，梅立本又當面恐嚇他說：“我與你雖然是同年，但是你辦事不妥，我照樣要參劾你！”楊縣長非常害怕，不自覺間居然雙膝下跪，說道：“卑職剛剛到任，很多情況不熟，還求您多多指教。”梅學政說：“你不懂就去問鄰縣的官員吧。”說完轉入後堂，不再理會楊縣長。

楊縣長與梅學政本來是同榜出身，只因官運不濟，地位懸隔，便一再受辱，以至於羞忿難堪，竟於靴筒中拔出小刀，在轎內自刎殞命。

三、公務接待中送禮名目繁多，領導最看重下級送“紅包”。

古代公務接待：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在中國曆朝歷代，公務接待都是地方官們心中永遠的痛。地方官們不辦企業不炒股票，衙門公賬上也沒有公務接待的預算，哪來這麼多錢開銷分攤呢？講實了，不外乎是向民眾加徵加稅、爭取“自籌經費”或說預算外資金。說白了，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

明代萬曆二十三年，剛當上吳縣知縣才幾個月的袁宏道寫信給朋友說：現在已經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縣令尤苦，作吳縣知縣更是苦上萬萬倍，比牛馬還不如！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上官如雲，過客如雨”，來來往往都要縣令早晚接待。

那麼，古代公務接待中，上級最看重的是什麼？答曰“現金紅包”。而這個“紅包”一般有3個名目組成：一是“程儀”，即車馬費；二是“折席”，即宴飲費；三是“跟隨”，即送給僕從的辛苦費。

四、蘇軾經常召“小姐”應付公務接待，以便自己休養精神。

據《萍州可談》記載：杭州城極為繁華，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該路的監司，大多在城內設立辦事處，這個去了那個又來，以至杭州政府得專門安排一員副職陪他們吃喝玩樂。蘇軾任杭州通判時，就扮演過這個角色，因為不勝酒力，疲於應付，發牢騷說杭州通判這個差事是“酒食地獄”。

由此可見，基層官員應付公務接待、疲於奔命時是非常痛苦的。為了減輕這種痛苦，官員們各出奇招。還是這個蘇軾，據說在他任地方官時，一旦遇到公務接待的宴飲，都要召“小姐”來，讓赴宴的領導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女伎絲竹之聲終日不輟”上，自己趁機休養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