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十一月，一種傳說已久的神秘水果在京城長安引起了轟動，這就是來自撒馬爾罕的金桃。撒馬爾罕是唐朝時康國的都城，在今烏茲別克。據說，康國使團向唐太宗進獻的這種金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彷彿來自仙境，甚至有人認為吃了它可得永生。
一千多年後，美國漢學家謝弗寫了一本研究唐朝舶來品的專著，取名為《撒馬爾罕的金桃》，在書中，他遺憾地說：“這種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我們現在已經無從推測了。”
撒馬爾罕的金桃作為最神秘的外來物種，早已消失在歷史中，或許它只是古人的一種美好的想象。然而，許多“外姓”食物則在中國大地上傳播開並日益本土化，從而改變了中國人的餐桌。
“民以食為天”，一方小小的餐桌承載著一部古代物種傳播交流史，同時，它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
因避諱胡人
你餐桌上的這些食物通通改了名
中國人餐桌上的外來物種不遠萬里、各有來頭。從它們的取名上，大概就能猜出其傳到中國的年代。比如，“胡”系列食物，多為兩漢兩晉時期由西北陸路引入，“番”系列大多為南宋至元明時期由“番舶”（外國船隻）帶入，“洋”系列則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
“胡”，古代泛指外國或外族，或指地處西域的少數民族地區。“胡”的稱呼盛行於秦漢，延續到隋唐及以後。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張騫先後兩次率團出使西域。這中間諸多艱辛是我們後世人所不能想象的，當時的人們也並不理解他千里迢迢跑去吃土，哪怕是被匈奴人扣留達十年之久，為何還要再次送人頭？
張騫通西域自然是有非常複雜的政治原因，不過老百姓並不關心這些，直到十年或者數百年後，人們發現集市上出現越來越多的來自西域的食物，或許會有人感嘆一句：多虧了張騫……
西晉名臣張華就是這樣一位熱衷稀奇玩意兒的人，此人出身名門（張良的第十六世孫），而且博聞強識，編纂有中國第一部博物學著作《博物志》，他在書中說：“張騫使西域，還，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沙蔥、苜蓿、胡荽、黃藍。”據說由張騫帶回中原的農作物還有不少：胡瓜、胡豆、胡蒜、胡麻……
胡桃，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核桃，《博物志》中記載“張騫使西域還，得胡桃種，故以胡羌為名。”後石勒諱胡而改名為核桃。
胡荽，學名芫荽，我們常稱為香菜，其原產地在地中海沿岸。《博物志》記載說，“張騫使西域還，得胡荽。”《本草綱目》引陸機疏“卷耳”曰：“其葉青似胡荽。”從這兩則最早的記載，可見人們認識胡荽的時間大概在東漢至魏晉時期。後石勒“諱胡，故晉汾人呼胡荽為香荽”，胡荽便改名為香荽（也有“原荽”一說）。
胡瓜，就是大家常說的“黃瓜”，原產於東印度的西北部，《本草綱目》曰：“張騫使西域始得種，故名胡瓜，按杜寶《拾遺記》雲：隋大業四年（608年）避諱，改胡瓜為黃瓜。”
胡豆，《本草綱目》稱“胡豆，豌豆也。”《太平御覽》中記載：“張賽使外國，得胡豆種歸。”後因石勒諱胡而改名為“國豆”。
胡蒜，即大蒜，區別於本土的小蒜，晉代郭義恭《廣志》：“蒜有胡蒜、小蒜。”《齊民要術》引王逸曰：“張騫周流絕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
胡麻，即亞麻，最早見於漢代淮南王劉安著《淮南子》：“汾水濛濁，而宜胡麻。”杜篤《邊論》曰：“漢徵匈奴，取其胡麻、稗麥、苜蓿、葡萄，示廣地也。”至遲東漢時漢地人已引進胡餅的做法，而胡餅需要胡麻。一般認為因此餅出自胡地，以胡麻做配料，所以稱胡餅。後因石勒諱胡而改稱麻餅、燒餅。
史上第一位“帶貨天王”
張騫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
由西域傳來的農作物除了“胡”姓，還有無花果、石榴、葡萄（蒲陶）、西瓜、菠菜（唐時傳入中國）、胡蘿蔔（元時傳入中國）等，而這些農作物中，除了胡蘿蔔傳入中國年代很晚的緣故，其他幾乎都被歸為張騫名下。
張騫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然而，有一說一，我們餐桌上的這些食物並不能簡單溯源為“張騫帶回”。
拿胡桃來說，最早記錄胡桃的是《東觀漢記》：“後漢有……胡桃宮。”《金匱要略》也有記載：“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疾飲。”這說明胡桃引進中國的時間是東漢時期。《藝文類聚》引晉劉滔母《答吳國書》曰：“胡桃本生西羌。”而在東漢時期，羌的地理概念應該集中在現在的整個青藏高原地區。所以，胡桃無論是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與張騫沒有關係。
又比如苜蓿的傳播。苜蓿是飼養馬匹不可多得的優質草料，其實，漢代文獻中並沒有記載張騫傳入苜蓿，《史記·大宛列傳》曰：“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這裡說的是“漢使”而並非“張騫”，顯然這二者並不能直接畫等號。而《漢書·西域傳》則說得更明確，苜蓿和葡萄是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廣利破大宛後與大宛人約盟後帶回中原的，此時張騫早已去世多年。
這些“胡姓”作物，因為產於胡地而又形似中國原有作物而得名，但《史記》《漢書》及其他漢代文獻都沒有由張騫引入的記載，很可能是後世的學者，根據傳聞而加在張騫頭上的。美國東方學者勞費爾著有《中國伊朗編》，作者探究了中國和古代西域植物的傳播關係，他認為，“現在學術界竟有這樣一個散佈很廣的傳說，說大半的植物在漢朝都已經適應中國的水土而成長了，而且把這事都歸功於一個人，此人就是張騫……其實張騫只攜帶兩種植物回中國——苜蓿和葡萄樹……只是後代不可靠的作者（大半是道家者流）認為其他伊朗植物之輸入都要歸功於他。日子久了，他成為傳說故事的中心人物，幾乎任何來自亞洲中部來歷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因此，他終於被推崇為偉大的植物輸入者。”
由於古書傳抄過程中的訛誤、地理名稱和植物名稱的遷移聯想等原因，導致張騫和“胡姓”作物畫上了等號，史上第一位“帶貨天王”張騫就這樣“封神”，令人不得不好奇：假如張騫真的帶回來那麼多西域“土特產”，那麼……他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在這方面，“吃貨”乾隆表示深有同感，他倆都太“忙”了：如果說乾隆是為無數中華小吃背書的米其林“試吃員”，那麼，張騫就是人們想象中專為西域帶貨的金牌代購。
番茄真正成為食品
走上中國餐桌不過百年
中國的“外姓”農作物中，“番”姓是另一大家族。唐代以後，由於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海上貿易得以迅速發展，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人類進入航海新時代後，一些美洲作物開始經由海上貿易輾轉傳到中國境內。由於這個時期人們把域外稱為“番”，因此這時期引進的作物很多都以“番”命名。同時由於人地矛盾越來越突出，高產的經濟作物佔了大部分，包括番薯（紅薯）、番麥（玉米）、番豆（花生）、番椒（辣椒）、番梨（鳳梨）、番石榴、番荔枝等。
番茄的名稱沿用至今，原生長在南美洲秘魯，當地人稱“狼桃”，15-16世紀，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險家從美洲帶回。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番茄都是歐洲人花園裡的觀賞植物，沒人敢食用，因為據說這種看起來很好看的食物有劇毒。直到17世紀，有一位“作死”的法國畫家實在抵擋不住它的誘惑，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吃了一個，之後就安靜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結果當然是毫髮無損，於是，番茄開始走上人們的餐桌。明萬曆年間的趙子函在1617年所著的《植品》，是目前我國最早提到番茄的文獻，書中記載，西洋傳教士在稍早的萬曆年間，把番茄和向日葵一起帶到了中國，稱為“番柿”，後因它的顏色鮮紅，來自西方，所以就有了“西紅柿”的名稱。乾隆二年（公元1738年），《臺灣府志》記載“柑仔蜜（番茄在閩南語裡的名稱），形似柿、細如橘、可和糖煮茶品”。可見，清朝時臺灣人眼中的番茄是可以煮茶喝的。直到清朝末年，番茄才真正成為食品走上中國餐桌。
番椒，即辣椒，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栽培辣椒。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帶回歐洲，1493年傳入西班牙，後傳到東南亞，明代後期開始傳入我國。明代戲曲家和養生學家高濂的《遵生八箋》中記載有“番椒”，描述是“叢生，白花，果儼似禿筆頭，味辣色紅，甚可觀”，這是中國已知最早的辣椒記錄。30年後，王象晉的《群芳譜》中也收錄了“番椒”，描述是“亦名秦椒，白花，實如禿筆頭，色紅鮮可觀，味甚辣，子種”。高濂是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在清代的地方誌中，浙江的地方誌也最早記載辣椒，這說明辣椒早期的傳播途徑之一是透過海路先傳入浙江，再從浙江傳入中國其他地區的。
番薯，即我們所說的紅薯。番薯最早種植於美洲中部墨西哥、哥倫比亞一帶，由西班牙人攜至菲律賓等國栽種。番薯最早傳進中國約在明朝的萬曆年間，多年在呂宋（即菲律賓）做生意的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同其子陳經綸，見當地種植一種叫“甘薯”的作物，生熟皆可食，產量又高，而且不挑土地，於是決心把甘薯引進中國，以緩解家鄉山多田少、糧食不足的現狀。然而，當時的西班牙殖民征服視甘薯為奇貨，“禁不令出境”。陳振龍經過精心謀劃，“取薯藤絞入汲水繩中”，並在繩面塗抹汙泥，於1593年初夏，巧妙躲過殖民者關卡的檢查，“始得渡海”。
小小番薯的傳入，改變了千百年來國人的飲食結構，使中國農業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人口出現爆炸性增長。據史學家研究，大力推廣番薯種植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朝人口由1。5億飆漲到3。13億，翻了一倍多。
“洋”姓相比於其他兩大家族，傳入中國的時間較晚（大部分為明末和清朝），其傳入中國的途徑大多和外國人來中國傳教的活動有關。其“洋”姓家族主要代表成員有洋芋（土豆）、洋花菜（菜花）、洋白菜（包心菜）、洋蔥、洋姜（鬼子姜）、洋辣椒（秋葵）、洋莓（草莓）、洋橄欖（油橄欖）等。
這些傳到中國的農作物都有一個逐漸本土化的過程。與此同時，中國的農作物也不斷透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輸入到域外，由此形成了多種文明的互動。
（北京青年報記者 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