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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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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酉仁

中國古代小說中，經常出現各種神乎其神的“陣法”。比如《水滸傳》裡有九宮八卦陣、太乙混天象陣，《三國演義》裡有一字長蛇陣、八門金鎖陣。

其中，又以對諸葛亮“八陣圖”的描述最為神奇。

《三國演義》裡說，該陣設在江邊，乃“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陸遜帶人進陣後，便只見飛沙走石，昏天黑地，當即被困在裡面。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心中不忍，從“生門”將陸遜等人救了出來，並解釋說，

“（八陣圖）反覆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

可比十萬精兵云云，當然純屬扯淡。但《三國志·諸葛亮傳》中，確實有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的記載。

小說之外，史實中的“八陣圖”，究竟是什麼？

一、所謂陣法，就是戰鬥隊形

吳晗在《陣圖與宋遼戰爭》裡，對“陣法”下過一個相當準確定義：“所謂陣法，就是野戰的戰鬥隊形和宿營的防禦部署。”

有戰爭，即有戰鬥隊形，也就有了陣法。1972年出土的《孫臏兵法》中有一篇名為“十陣”，除火陣、水陣外，記錄了八種典型陣法：

（

一）方陣

：這是古代軍隊的基本隊形，特點是“薄中厚方”，即把主要兵力佈置在陣的外圍，中間只留很少的人，以顯示兵力雄厚。

（二）圓陣

：出土竹簡有缺失，只知道這是對敵防禦的陣勢。

（三）疏陣

：兵力不足時，就要拉大佇列之間的距離，同時多設定旗幟和兵器，給敵人以己方人馬眾多的假象。

（四）數陣

：同疏陣相反，士兵在數陣中密集排列。

（五）錐形陣

：陣前部署精銳部隊，後方留有足夠增援，目的是迅速突破或割裂敵軍隊形。

（六）雁形陣

：出土竹簡有缺失，只知道該陣主要目的是發揮弩箭的威力。

（七）鉤形陣

：這裡的“鉤”意為勾連，就是在大軍主力外，設定機動部隊打擊敵人。

（八）玄襄陣

：此陣意在麻痺敵人，讓士兵、戰車，以及鼓聲做出混亂的假象。

這八種陣法的最大共同點，是追求實用。將領可依據戰場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戰鬥隊形，來部署士兵。其中不涉及任何兩儀、四象、八卦之類的玄學概念。

在冷兵器時代，維持戰鬥隊形，也就是保持陣勢的齊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隊形混亂會導致部隊無法發揮應有的戰鬥力，比如騎兵失去了衝鋒的空間；弩兵不能獲得掩護，無法對敵軍造成有效殺傷。

而要想有效維持戰鬥隊形，所佈之陣就不能太過複雜。因為越簡單的隊形越方便指揮，越容易保證行動一致，也越容易在被衝擊之後重新集結。

遺憾的是，歷史上總不乏有一些軍盲皇帝或大臣，試圖透過自己的“匠心獨運”，設計出種種複雜的陣勢，期望它們可以產生克敵制勝的起效。結果無不以失敗告終。

比如北宋皇帝（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親授給前方將領的那些複雜陣圖，還有北宋諸大臣向皇帝進獻的諸多陣圖，看上去全都精妙非凡，實際上卻從未在戰場上發揮過正面作用。

下圖是宋太宗親自設計的“平戎萬全陣圖”。沒有任何資料記載該陣曾在歷史上，為宋軍提供過正面幫助。按陣圖的部署，全陣需要步兵110280人，騎兵30650人，防禦用的大車1440輛。陣型展開後，正面寬度將達到17裡。

一個戰鬥隊形要動用約15萬人來佈置，可想而知它有多麼地臃腫。但宋太宗卻自信滿滿，說什麼“佈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為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部署戰鬥隊形這種事，需要專業人士，爾等門外漢不要隨意插嘴，朕親自制定了這般高階的陣圖，萬不可輕易拿給人看。

宋太宗的這種“陣法理念”，對北宋的軍事活動影響頗深。宋神宗時代邊境用兵，號召群臣進獻陣法。許多大臣的“研究成果”，即帶有濃厚的宋太宗風格，讓宋神宗大搖其頭：

“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其說，則兩敵相遇， 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寬平之地，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爾。以理推之，其不可用決矣。”

大意是：群臣設計的陣法，看上去都很“炫酷”，可根本沒法付諸實操。要想應用他們的陣法，必須先和敵人約定開戰時間，然後找一塊開闊的土地，推掉土山、填上河溝、清除草木，把戰場搞成巨大的軍事操練場，才能有空間部署他們的陣勢。用腳趾頭去想，也該知道這些玩意在戰場上是行不通的。

事實上，只要陣法略具複雜性，便只能應用於小部隊。

比如戚繼光改良的“鴛鴦陣”，需要排兵、狼筧兵、長槍兵、钂鈀手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可以說是比較複雜的。但組成一個鴛鴦陣，僅需戰鬥人員11名，外加火頭軍1名，所以相對而言易於指揮，行動也不會太過臃腫。即使如此，戚繼光仍有特別命令給部下，在遭遇敵人伏擊時，絕不用鴛鴦陣，因為“鴛鴦陣人多，跑遠易亂”。

簡言之，真實的戰爭不需要那些“結構複雜、變幻莫測”的陣法。

二、諸葛亮的“八陣圖”，當然也是戰鬥隊形

回到本文開篇的問題：諸葛亮的“八陣圖”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秦漢時代，戰爭中使用的戰鬥隊形，大體上沒有超出《孫臏兵法》裡的那幾種。此一時期的史書，在說到陣法時，常提及“八陣”一詞。如班固在《封燕然山銘》裡說，竇憲對匈奴“勒以八陣，蒞以威神”，也就是在與匈奴的戰爭中使用了“八陣”這些戰鬥隊形。三國時代的《魏書》中也說“漢承秦制……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也就是秦漢時代計程車兵，日常訓練中都要演練“八陣”。

那什麼是“八陣”？

對這個問題，歷代有不同解釋。有些現代學者，甚至將之直接等同於《孫臏兵法》中介紹的那八種陣法。不過，這種說法忽略了《孫臏兵法》的原文是“十陣”，而非“八陣”。

這其中，以唐朝將領李靖的觀點最為合理。他說，早期軍隊在“井”字形的土地上訓練，大將居中，八支部隊環繞四周，分為所謂的“四正四奇”，正好是“八陣”。

後世雖然不再用“井”字形的土地訓練部隊，但“八陣”的名稱流傳下來，成了對戰鬥隊形的一種泛稱。

如此，再來看《三國志·諸葛亮傳》裡那句“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就很好理解了。所謂的“八陣圖”，其實就是諸葛亮依據前人留下的資料，編寫出來的一本練兵手冊。只是很可惜，他撰寫的《軍令》《兵要》等兵書全部失傳，今人已很難知道諸葛亮設計的那些戰鬥隊形，究竟是何種模樣了。

好在，現存《北堂書鈔》等書，錄有《軍令》的隻言片語，對陣法有所提及。

比如：

“聞五鼓音，舉黃帛兩半幡合旗，為三面圓陣。”

再如：

“連衝之陣，似狹而厚，為利陣。令騎不得與相離，護側騎與相遠。”

雖然理解起來有些難度，但大意是清楚的：第一條說的是用鼓聲和旗語，來指揮部署“三面圓陣”；第二條說的是騎兵跑位，以配合“連衝之陣”的運作。

“三面圓陣”與“連衝之陣”這兩個名稱，均不見於《孫臏兵法》，很可能是諸葛亮的原創戰鬥隊形。

雖然很難知道這兩個隊形具體怎麼佈置，但仍不難看出：它們的特點是追求實用，不含任何玄虛成分。

諸葛亮設計的這些戰鬥隊形，在三國時代已頗為有名。蜀國滅亡後，司馬昭特意讓陳勰去學“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晉人後來對八陣圖多有應用，《晉書》說馬隆率軍平叛，“以八陣圖作偏箱車”——所謂“偏箱車”，是一種裝有刀刃和護具的戰車，在戰陣中使用。

至於那些留存至今的所謂“諸葛亮八陣圖遺址”、所謂的“諸葛亮八卦村”……不過是後人對史實缺乏基本瞭解，而做出的錯誤附會，全當不得真。

三、“八陣圖”成為謎案，是知識管控的結果

搞清楚了“八陣圖”是什麼，剩下的問題便是：為什麼在明清文人筆下，陣法成了一種神乎其神、奪天地造化的東西？

至少存在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兵書長期被歷代統治者列為禁書，致使許多有實用價值的兵書失傳

。

早在東漢末年，曹操即下令“科禁內學、兵書”，這裡“內學”指的是讖緯，開了將讖緯和兵書同列禁書的先例。在唐、宋兩代，兵書也被明確列為禁書，私藏者要“徒二年”。陳壽所編《諸葛亮集》在宋代以後失傳，或許正與該書中收錄大量軍事內容，民間流傳很少有關。自此之後，《八陣圖》是什麼，才開始成為一個問題。

清代也禁燬了一大批明代兵書。有學者統計，明代有兵書1023部，而收入《四庫全書》的僅有5部。尤其茅元儀《武備志》、曹飛《籌兵藥言》等因有“違礙”內容，嚴禁刊刻。

其次，缺乏專業軍事素養的文人喜好談兵，也喜好撰寫兵書，其內容往往不切實際，甚至大談陰陽五行。於是，“陣法”這一尋常事物，便與天地陰陽五行八卦搞到了一起。

早在西漢時代，劉歆所編《七略·兵書略》中，就有一類名為“陰陽兵”，即藉助術數、鬼神等“左道旁門”贏得戰爭。《孫臏兵法》雖然講究實用，但也充斥著大量陰陽學的內容，如《地葆》一篇說，“南陣之山，生山也。東陣之山，死山也”，毫無依據地將陣地不同方位的山定性為生山或死山。

陰陽學對中國兵法影響深遠，尤其在宋代以後，“文人談兵”成為主流，他們所寫的兵法中，常常包含陰陽理論，即便是著名的《武經總要》《武備志》也不例外。

“文人談兵”還帶來另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所撰寫的兵書，因為脫離實戰，已不再具有指導價值。戰場經驗豐富的曾國藩，即宣稱古人所寫兵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盡信”，他也不相信正史中對戰爭情形的描述，認為其中的內容大都是“文人以意為之”，“隨意編造，斷不可信”。

簡言之，

知識管控與非專業人士湧入佔據主導

，是“八陣圖”越傳越玄乎，最後被搞成“歷史謎團”的兩大主因。

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中華書局1984年，第129—145頁。陳峰、王路平：《北宋御製陣法、陣圖與消極國防戰略的影響》，《文史哲》2006年第6期。趙長江：《戚繼光御倭的鴛鴦陣戰術》，《文史知識》2015年第9期。譚良嘯：《試論諸葛亮的八陣圖》，《社會科學》1983年第5期李伯勳：《諸葛亮集箋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8、329頁。鍾少異：《試論諸葛亮 》，《軍事歷史》2016年第4期。李斌：《清代傳統兵學的衰落與“師夷制夷”戰略思想的形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3期。陸繼鵬：《簡本兵陰陽思想探析》，《軍事歷史》2012年第2期。章繼光：《曾國藩軍事思想述評》，見王繼平主編《曾國藩的思想與事功》，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