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姓是古代統治者用以維護和加強統治的重要手段，因為在中國古代 ，姓氏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符號 ，而是血緣、家族乃至社會地位的象徵 ，有著特殊的社會和政治意義。
中國古代的“賜姓”歷史久，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時期。周天子在分封諸侯時，對部分諸侯國在原有的姓上進行賜姓，屬於一種精神獎勵的範疇。秦漢以後，以郡縣制為主的中央專制集權政治逐漸走向成熟，賜姓作為一種鼓勵效忠、懲罰叛逆的措施應用得也越來越廣泛。
（唐太宗李世民）
一、什麼是“賜性”
“賜姓”主要是一種精神激勵方式，通常與物質激勵相結合，在滿足賜姓物件物質方面利益的同時，滿足其成就感，樹立其被尊重的社會地位，滿足其人生價值實現的精神需求。被賜姓者不但能在物質方面通常會獲得大量賞賜，而且賜姓後還能被列入皇室屬籍，享受皇室在恩蔭選官、賦稅徭役等方面的一切特權，極大的實現了精神激勵與物質激勵的結合。
需要說明的是，“賜姓”行為並不都是百分百的正面激勵行為。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非常清楚正面激勵和反面爆光對人精神上的影響力，注意到了正激勵與負激勵的對立統一，所以在實踐中，既有對功臣進行褒獎的賜姓，也有對逆臣進行懲戒的“賜惡姓”行為。這種例子在封建社會非常常見，南朝的齊朝巴東郡王蕭子響曾經發動過叛亂，失敗後被治罪的同時，也被剝奪了原來的“蕭”姓，賜姓“蛸”；武則天當政時，王皇后、蕭淑妃被廢，二人分別被賜“蟒”姓和“梟”姓，都是很好的例子。“蛸”、“蟒”、“梟”三姓都屬於“惡”姓，這種賜姓是以侮辱的形式對被賜姓者進行懲罰，以達到懲戒本人、震懼天下人的目的。
（被賜姓的李楷固）
姓氏說白了是某一宗族或者家族人群的代表符號，這種符號所依託的人群散佈於社會各 階層之中，其來源也並不只有一個源頭。以唐朝的國姓“李”姓為例，構成的人員來源就有歷史上的李姓沿續而來、唐代漢族其他姓氏改為姓李、以及少數民族人氏以李為姓等多種情況。
二、唐朝的賜姓
歷史上的李姓，以山東趙郡李姓與隴西李姓為主。其中山東趙郡李姓以李氏正朔自居，這支李姓在魏晉南北朝時飽受戰亂的打擊，到隋唐時已經式微；而李唐王朝來自隴西李 姓，他們世居關隴一帶，與其他民族雜居通婚，普遍帶有西北人的勇武之氣。由於與其他民族通婚，所以關隴李氏的漢人血脈沒有趙郡李姓純潔，比如唐高祖李淵的母親是鮮卑 人，李世民的父親也是鮮卑人，李世民的妻子長孫皇后還是鮮卑人，所以李唐王朝的統治者身上，流淌著混合的血液。
即使如此，在封建等級社會里 ，皇帝的姓氏仍然是最尊貴的姓氏 ，被尊為國姓。“賜國姓”是帝王對臣民的最高精神獎勵 ，只有對國家作出重大貢獻者才能獲此殊榮 ，獲賜者將被編入皇室屬籍 ，成為宗室親貴，從此之後由宗正寺管理 ，這是天子對臣下的一種莫大禮遇。
（關隴李氏）
唐朝初建時，對很多歸附的前朝將領賜予國姓，以示安撫。徐世勣 、羅藝、杜伏威、高開道等各種勢力的代表都被賜以李姓，能夠幫助唐朝迅速鞏固和收攬人心。
唐朝有統治基礎穩固後，出於開拓疆土、安撫少數民族的政治需要 ，常向內附的少數民族權貴賜姓 ，使賜姓成為唐朝實行的民族羈縻政策的一種重要手段。自武德七年，東突厥可汗頡利歸附被賜姓李氏起，李唐王朝對少數民族首領賜姓的風氣越來越濃厚，契丹酋長窟哥、奚族酋長可度、党項羌酋長拓拔赤辭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賜以李姓。
對歸附的少數民族同胞賜以國姓 ，表示了唐朝政府沒有把他們當異族看待，將他們與皇族放在同一位置，無疑給剛剛內附的少數民族部族吃了一顆定心丸，對那些尚在觀望的少數民族也有著很好的示範作用。這是唐朝制定的一種高明的民族政策，也是唐朝與周邊民族保持長期共存共榮的重要條件。
賜姓還有一種功能，就是褒獎對國家民族建立重大功業的有功之臣。唐朝的李懷光 、李元忠 、李元諒 、李茂勳等等，都是因在征伐、平叛等重要的戰爭中立過大功，被賜以國姓。
（被賜姓的徐世勣）
賜惡姓是動用政治力量強制他人改姓 是一種極其嚴厲的處罰 ，只有危及統治的人才能享此“殊榮”。武則天將高宗的皇后王氏和妃子蕭氏分別改姓為“蟒”和“梟 ”，向天下人表示這兩個女子如毒蛇般狠毒； 武氏代唐後，李唐宗室李衝、李貞起兵叛亂 ，武則天將這些人的子孫通通改姓為“虺”氏 ，“虺”之意同樣是毒蛇，對其人身進行極大的侮辱，以警示世人。
三、“李”姓的社會意義
唐代將作為國姓的李姓大規模的賜予其他姓氏是人，衝擊了漢族的宗族觀念，對社會的 穩定有著積極的意義。
中國古代是宗法社會，特別看重姓氏，捍衛家族血統的純潔，具有強烈封閉性。這種性在魏晉時期的門閥制度中達到了高潮。李唐廣賜國姓，拋棄了“夷夏之別”的陳舊觀念，衝擊了傳統的血緣宗族觀念，動搖了原有的社會結構板塊，使得落後的門閥制度在唐代徹底退 出歷史舞臺。
（李世民）
唐朝對少數民族賜國姓的同時，將其歸入宗室範圍之內，也在一定程度上緩 了民族矛盾，形成了中華一體的民族認同心理。自古以來，漢族對於其他少數民族民族總有一種民族優越感，視少數民族為蠻夷，使得民族矛盾越來越激烈，阻礙了民族間的認同與融合。對少數民族賜李姓，是李唐王朝以的胸襟，超越了狹隘的民族、血統藩籬，站在更高的視角對待民族問題的創舉。李世民公開宣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少數民族也以自己融入大唐，成為大唐一員而自豪。
唐代大規模賜國姓主要集中在王朝初創時期和“安史之亂”之後。這是因為唐朝建立伊始，統治的根基尚未穩固，賜國姓使部分少數民族放棄了與唐對立的立場，被賜國姓的 漢族地主階級也能心甘情願地為唐朝賣命，那些割據的軍閥也可以因此放棄與唐的對峙，能夠快速的形成穩定的政局。
（安史之亂）
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朝再次採用賜國姓的方法，籠絡了大批握有實權的軍閥，賦予他們”皇室“的高貴身份，成為李唐政權平叛的武器。
四、武則天時期的”賜惡姓“
賜惡姓始於東漢，是對受賜者本人及其家族的侮辱和懲罰。歷史上以武則天時代賜惡姓人數最多，所賜之姓也最為惡毒。武則天賜惡姓主要有三個群體，他們包括高宗的后妃、武氏家族成員和李氏宗族成員。
唐高宗之王皇后和蕭淑妃於唐高宗永徽六年被廢為庶人，”追改後姓為蟒氏，蕭良娣為梟氏“。”蟒“是蛇中最大者，”梟“指的是一種不孝的大鳥，傳說梟這種鳥喜歡吃自己的母親，常比喻惡人，取忘恩負義的典型。
王皇后出自太原王氏，蕭淑妃來自蘭陵蕭氏，這兩個家族都是當時的世家大族，其家族之人，都以自身的姓氏為榮。武則天將蕭淑妃和王皇后剝奪其引以為傲的高貴姓氏，是為了從根本上打擊她們背後的王氏和蕭氏兩大世家的勢力，防止他們對自己專政進行干擾。
（武則天）
武惟良、武懷運是武則天的堂兄弟，二人於唐高宗乾封元年被武則天誅殺，並”改其姓為蝮氏“。”蝮“是一種毒蛇，武懷運和武惟良被賜惡姓，是因為此二人與武則天長期存在矛盾，是武則天攫取政治權力的絆腳石，所以必須要除掉，還要將他們打入萬劫不復之地，以此警示世人：連武家的子弟也不能阻攔武則天向政治頂峰攀登的腳步。
李唐家族的越王李貞、琅琊王李衝、韓王李元嘉等人都是武則天的政敵，一向反對武則天奪取最高權力。垂拱四年，武則天在平定這些人的叛亂後，對這些人賜以”虺“姓，並分別個個誅殺。這”虺“字不但與”悔“同音，還與”毀“同音，賜”虺“姓表達了武則天希望李氏宗族認清現實，對反對自己稱帝的行為產生悔改之意，否則李姓宗室將徹底走向毀滅。
武則天給王皇后和蕭淑妃賜惡姓，是皇后廢立之爭的結果；給武惟良和武懷運賜惡姓，是清理武氏家族自身內的絆腳石；對李唐宗室賜惡姓，是透過對這些敢反對的宗室的懲處，警示其他人，鞏固自己的統治。
（王皇后）
五、賜姓之得失
賜姓作為一項激勵措施，為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起了很大作用。受賜者在精神和物質激勵的雙重作用下，內心的榮譽感和積極性得到激發，能更努力地為王朝效命。安祿山舊部董秦被賜國名”李忠臣“後，在吐蕃進攻唐朝西南地區、許多將領不敢出徵的情況下，李忠臣大聲疾呼：”焉有父母遇寇難，待揀好日方救患乎！“，毅然率領本部人馬，衝上前線。”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這正是唐朝賜姓的激勵效果。
客觀的說，一項激勵措施能否保證實施的長期穩定，才具有相應的權威性，才能有更好的激勵的效果。但是古賜姓政策並不連貫，而是根據實際需要或者統治者的喜好而時斷時續，往往是需要某人效力時才為其賜姓，不需要時則將賜姓收回，缺乏穩定性和制度性。
終唐一朝，賜姓始終是一種臨時政策，並沒有形成固定的制度。唐初時為了收攏人心，大量賜姓；江山穩固後，賜姓就很少；安史之亂爆發後，為了激勵軍閥們效忠，又開始大量賜姓。
唐朝的賜姓，多數情況下只是為了應付某種情況而採取的暫時措施，所以激勵的效果也會受到影響。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它在實施過程中並不見得很公平，標準也不統一。張三李四做了同樣的貢獻，也許張三被賜姓，而李四就沒有，同樣的事蹟不一定能得到同樣待遇的賜姓。
（唐朝的軍閥）
還有些賜姓甚至是軍閥們逼著皇帝賜的，這也大大妨礙了的賜姓的公平性，非但起不到激勵的效果，還有可能適得其反。這種被逼的賜姓，往往數量龐大，並不是只賜一人，軍閥的三親六故都會沾光，也使得賜姓失去了權威性，激勵的作用大大減弱。唐代被賜姓者不計其數，也說明了這種激勵機制的運用得比較粗糙原始。
賜姓在唐代的盛行有著深厚的時代背景。魏晉以後，門閥制度形成了獨特的姓氏文化，姓氏不再只是一個人出身的符號，還與國家政治生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與皇帝相同的”國姓“，能幫助人達到某種特殊的政治功能 ，宣示出身的尊貴 ，形成了全社會的”尚姓“意識和風氣。
唐代賜姓混合了宗族、血緣的觀念 ，融入了統治者對被賜姓者的親情因素。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存在著多元的民族文化，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代賜姓給少數民族權貴，使得這些內附的民族”心儀華夏“ ，加速了民族融合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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