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專題】

張潔宇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1923年，聞一多為郭沫若詩集《女神》寫過兩篇評論文章，分別題為《〈女神〉之時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前者高度肯定郭沫若及《女神》的“新”。他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底詩才配稱新呢，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底一個肖子。”這段話後來成為文學史對《女神》的定評，多年來被不斷引用。然而，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隨後刊發的《〈女神〉之地方色彩》。與“時代精神”的高度讚譽相比，“地方色彩”幾乎是一邊倒的尖銳批評，批評“《女神》不獨形式上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的了。”他說：“我總以為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於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於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儲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要儘量地吸收外洋詩底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我以為詩同一切的藝術應是時代底經線，同地方底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因為藝術不管他是生活底批評也好，是生命底表現也好，總是從生命產生出來的，而生命又不過時間與空間兩個東西底勢力所遺下的腳印罷了。在尋常的方言中有‘時代精神’同‘地方色彩’兩個名詞，藝術家又常講自創力originality，各作家有各作家底時代與地方，各團體有各團體底時代與地方，各不皆同；這樣自創力自然有發生底可能了。我們的新詩人若時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了自創力，我們的作品既不同於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於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後才是我們翹望的新藝術了！”兩篇文章，一褒一貶，突出的是聞一多對新詩如何“新”又如何“本土化”的獨到思考。他提出“今時”與“此地”並重的觀點，強調“儲存本地的色彩”和“吸收外洋詩的長處”相結合，在語言、文化審美、現實、哲學等多個層面追求中西融合，他後來提倡的“新格律”即是在語言方面的進一步探索。

與聞一多走向格律的道路不同，廢名、卞之琳等“現代派”詩人選擇的方向是“化古”——借鑑融納古詩傳統，“傾向於把側重西方詩風的吸取倒過來為側重中國舊詩風的繼承”（卞之琳《戴望舒詩集·序》）。他們擺脫了早期新詩非中即西、非新即舊的思維模式，將“現代的”與“傳統的”、“外來的”與“本土的”的詩學傳統進行了自覺的融合，尤重對於舊詩傳統的重釋和揚棄。比如，他們肯定晚唐“溫李”在感覺方式和傳達方式上對於新詩的啟發，將溫庭筠詩“具體的寫法”“視覺的盛筵”與李商隱詩“彷彿懂得，其情思殊佳，感覺亦美”（馮文炳《已往的詩文學與新詩》）等特點與現代派詩人的藝術追求相聯絡，為新詩壇帶來了一股“晚唐詩熱”。

1935年，精通法語並深諳西方現代詩學的梁宗岱再次發起對新詩格律的探索。他在《新詩底十字路口》中提出，要重識現代漢語的“新音節”，“創造新格律”，建立一種具有綜合特質的“東方象徵詩”和漢語的“現代詩”，強調“探檢、洗煉、補充和改善”新詩的語言，“以中容西”“以新納舊”，最終目標就是要為中國新詩找到一條能夠充分體現現代漢語語言特徵與優勢的獨特道路。梁宗岱提出，要“徹底認識中國文字和白話底音樂性”（梁宗岱《論詩》），即是肯定並立足於“中國文字和白話”的特殊性，在新詩寫作中維護和確立現代漢語的本位意識。

此外，例如散文詩、十四行體等西方詩體的引入和改造，也是“拿來”的成功經驗。馮至的《十四行集》便是最好的例子。馮至曾說，十四行體“便於作者把主觀的生活體驗昇華為客觀的理性，而理性裡蘊蓄著深厚的感情。”（馮至《我和十四行詩的因緣》）所以，這種曾被稱為“洋格律”的形式不僅不是束縛，反而幫助了他的詩情，用他的話說，“把我的思想接過來，給一個適當的安排”。正如詩人所寫：“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想？/但願這些詩像一面風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在《十四行集》裡，由這特殊形體的“水瓶”和“風旗”把握住的，正是現實中國的本土經驗。那裡包含著戰亂流亡之苦，以及貼近邊陲與自然生活的發現之樂，更有由閱讀和思考所帶來的關於生死、宇宙、萬物的玄想。這些內容本身與中國的歷史、現實，甚至哲學聯絡在一起，成為最光亮的部分。馮至也許並非將十四行體寫到最好的中國詩人，但他的創作的確很好地體現了這種歐洲詩藝的本土化探索。他的意義在於：在以十四行體為形式的創作中，不為其所縛，只為我所用，充分發掘其適合詩之思想感情表達的藝術效果，將精神完全集中於內容的本土化追求，融匯現實經驗和歷史積澱，真正實現從格律、文化和現實等多方面中西融合基礎上的本土化追求。

從聞一多、廢名到梁宗岱、馮至，這一粗略線索勾勒不盡新詩藝術本土化的全部思考與探索。在不同歷史語境中或不同詩學觀念的基礎上，本土化探索表現出了不同的側重和麵向：無論是立足語言、探索格律，還是重釋舊詩、關注文化，又或是強調現實歷史的關注與介入，等等，這些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各有推進、各有收穫，共同構成了中國新詩本土化探索的歷史圖景與傳統，也成為百年新詩的寶貴遺產和財富。“本土化”並不是一個文學概念，但它提供了一個視角。有了這個視角，寫作者得以更加自覺地關注“此地”與“今時”，關注寫作所面對的各種對話性語境。可以說，新詩百年的歷史都是“對話”的歷史，包括與外來的影響對話，或與傳統的詩學對話。本土化的問題就發生於對話性的語境當中。本土化並不是簡單固守自己的語言和文學傳統，更不是拒絕借鑑、對話和交流。恰恰相反，只有在開放的心態和對話的語境中探索與外來影響的關係，才是本土化問題的應有之義。換句話說，沒有對話和吸收就無所謂本土化。更擴大些看，“本土化”也不僅包括空間意義上與外來影響的對話，同時也應包括時間意義上的與往昔的對話。這樣的“本土化”才是一種自覺的“當下寫作”與“在地寫作”。對大多數詩人而言，運用和錘鍊自己的語言，寫出自己的文化與現實體驗，正是寫作最樸素但也最終極的目標。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