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亂世紛爭，卻在我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聖人先哲輩出，思想空前炸裂，群星閃耀，但不熟悉歷史的人很少知道，春秋戰國其實是兩個時代，其分界點就是三家分晉事件。
這一事件標誌著諸侯實力的強盛，標誌著周天子對於各大諸侯國控制權的衰微，自從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春秋時代正式結束，諸侯爭霸的戰國時代到來，而分晉之後所形成的三大諸侯國也都是戰國時代的大國，紛紛位列戰國七雄之一。
三家分晉，魏國成霸主，趙國軍事強悍，韓國最弱小
但國與國之間的實力發展是不同的，這三個國家也是如此；它們各自獨立之後，魏國首先強盛起來，成為了戰國前期第一個進行變法的國家，也是戰國初期整個中原地區唯一的超級大國，左右著時代的潮流和歷史的局勢，擁有著相當大的決定權和話語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要看其臉色而行事。
趙國一直是一個比較彪悍的國家，魏國的輝煌掩蓋了趙國的鋒芒，但趙國一直都是一把鋒利的尖刀，尤其是在戰國中期的時候，軍事實力更是達到了鼎盛，是那個時代的抗秦主力，也是唯一能與秦國在軍事方面進行硬碰硬的國家，可以說趙國的發展也是比較強盛的。
這兩個國家都有比較著名的事件，也有比較輝煌的時段，相比於這兩個國家，韓國的發展可以說是比較的低沉，我們鮮有看到韓國有什麼作為。而事實上也是如此，韓國自從獨立之後，實力一直都比較薄弱，在秦國還沒有強盛起來時，它的實力也是排在末端的。
那麼，為什麼與它同時代成立的趙國和魏國，能夠在戰國初期就輝煌起來？只有韓國一直默默無聞呢？這又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的呢？本篇文章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後，三國的實力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
韓、趙、魏，發展方向不同（主觀因素）
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三個國家所選擇的發展方向不同，所選擇的變法收益不同。在戰國前中期，變法改革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魏國在進行變法之後，它的強盛引起了其他國家的警覺，也讓其它的國家有了借鑑的榜樣，所以各國紛紛開始尋求變法，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但是變法與變法之間所帶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選擇的變法型別和性質不同，就會導致最終變法的效果和收益不同，這不僅是引起這三個國家實力差距的原因，也是引起戰國七雄之間實力差距的因素。
李悝法治變法，吳起軍事變法將魏國推向霸主神壇
我們先來談談魏國，魏國是戰國時代第一個進行變法的國家，那時它選擇的變法是法治變法和軍事變法並行的；先是任用李悝進行了法治方面的變法，為魏國的國家發展訂立了明確的規則制度，對於軍事的編制和發展、行政方面的用人制度，以及經濟方面的土地制度都有明確的表示。
在這種情況下，魏國的發展其實比其他國家更加順暢，畢竟有了規則制度的約束，平民百姓們的行為就會受到規範，那麼社會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就會減少，國家實力的發展相對就會容易。而且李悝在進行變法時，又著重注意經濟方面，拉動了魏國的國家生產力，讓魏國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去收攬國家財富。
因此，曾經創造過安邑和大梁兩座國際性的大都市，可見魏國人民的富裕；而一個國家的人民富足起來之後，就會比較容易得到滿足，對於社會的不滿就會減少，社會發展就先被安定了下來，在這在那樣的亂世當中，富裕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資源去發展軍事，去為軍事活動提供更多的支援，也能夠更好地招兵買馬，壯大整個國家的實力。
在強大的經濟發展政策之下，魏文侯又任用吳起進行了軍事變法；吳起上任之後為魏國訓練出了一隻魏武卒，整個魏武卒的訓練標準以及選拔方式是全新的，也是嚴苛的，在吳起的改良之下，魏國軍隊制度，編制，以及獎賞制度等等，也都與其他國家不同。
如此，就能更好地篩選出更加優質計程車兵，當單個士兵的作戰能力被提升起來之後，整體軍隊的作戰實力也就得到了提升，再加上吳起本身的軍事天賦，那個時代的魏國是百戰百勝的；由此可見，變法給魏國帶來的收益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李悝和吳起這兩個人的變法，魏國不可能在成立之初就登上超級大國的位置。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使趙國成為軍事強國
其次是趙國，在戰國前期，因為魏國的強盛，其他國家都避其鋒芒，趙國也是如此，所以趙國很少有大的動作，但這個國家對於軍事的崇尚卻並沒有被壓制，它一直都在努力的發展軍隊實力。
後來魏國落敗，變法興盛，趙國也順應時代的潮流，進行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變法，這是一場單純的軍事變法，改良了軍隊的作戰方式，也改善了軍隊的機制，使趙國的軍事實力陡然增強，成為了能夠與秦國一較高下的國家。
雖然趙國在進行胡服騎射變法時，並沒有注重其他方面的改善，使得趙國的經濟實力一直比較薄弱，行程方面的發展也顯得相對混亂，但是戰國時代畢竟是一個天下大亂的年代，那個年代裡，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複雜，國家實力的穩定和表現更多的體現在軍事實力身上，畢竟擁有強大的軍隊，其他國家自然不敢貿然的對其發動戰爭。所以軍事變化給趙國帶來的收益也同樣是巨大的。
韓國選擇變法方式受益很少
相對於這兩個國家，韓國所選擇的變法方式，就不那麼的令人欣慰了。其實韓昭侯之所以任用申不害進行變法，是看到了魏國的發展，而申不害本身也與李悝和商鞅等人一樣都是法家之人，他也確實有一套自己的變法體系，但申不害的變法與商鞅和李悝的變法卻截然不同，他的變法屬於術治變法。
當然，術治法治都是法家的主流觀念之一，可它們最終作用在國家上的結果卻截然不同。法治是確立明確的規章制度，來約束人們行為的方式，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來改變，當然，法治也是君主統御國家的一種手段，但法令一旦制定，就是必須要遵守的，它與制度類似。
術治變法使韓國成崇尚權術的國家
而術治則不相同，術治是依靠君主的心思來制定法令的，如此一來，誰能夠與君主的關係比較好？誰就能夠得到君主的賞識，那麼在確立法令制度時，就會優先於誰的一方面。如此一來，阿諛奉承之風還會遠嗎？為了自身的地位和前途，陰謀權術之風還會遠嗎？
所以，韓國漸漸地就變成了一個崇尚陰謀權術的國家，畢竟每個人都想成為君主身邊的紅人，而且也不需要真才實學，只要君主喜歡你，那麼法令就會依靠於你，臣子之間的明爭暗鬥自然比其它的國家更加嚴重，又還有誰會將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真正的國家發展上呢？
因此在申不害還在的時候，體現的是一片欣欣向榮，可是當申不害去世之後，韓國的整體發展就徹底的改變了；事實上，韓國本身是一個非常忠勇正直的國家，歷史上非常著名的趙氏孤兒事件就是韓國成全的，而“計全趙孤”也被當作是韓國的大德行，太史公司馬遷在書寫《史記》時，也將這一事件說成是韓國的陰德，可見韓國當時並不是一個太過於崇尚權謀的國家。
但自從申不害變法之後事情就變了，這也是為什麼韓國在戰國末期時，會派遣證鄭國疲秦的原因；事實上，如果一定要論術治變法和法治變法的區別的話，大家可以類比秦朝訂立的丞相制度和明朝的內閣制度。
古代歷史上君權和相權之間的較量是非常之多的，丞相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地位是因為制度賦予他們的權利，因為制度的原因，他們可以與君權進行競爭，這不是君主能夠決定的。但內閣制度不一樣，內閣完全是按照君主的喜好所設立的臨時機構，君主開心的時候，內閣的權利力就大，而君主忌憚的時候，所謂的內閣首輔可能頃刻之間就被瓦解。
而法治和術治，也就是在制度上的區別；所以說這三個國家所選擇的變法形式不同，給這三個國家的發展方式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選擇法治的能夠發展的井井有條，選擇軍事的能夠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而選擇“術治變法”的確將整個朝堂的風氣帶偏了！
地緣政治和疆域面積不同（客觀因素）
客觀因素，也是決定這三個國家實力發展有差距的原因之一，，主要是地理位置與領土疆域面積方面；其實，三家分晉看似是三個國家瓜分了晉國，但這三個國家在這一事件當中所獲得的實際利益是截然不同的。
韓國領土疆域最小，人口最少
韓國所佔據的領土疆域是最少的，可是在科技和交通並不發達的年代裡，領土面積少意味著人口數量少，而人口數量少就決定著所能夠創造的生產力不高；這樣的國家在本身發展的時候就位居劣勢。
畢竟那個時代裡，大多數工作都是需要人來完成的，人口也是各個國家所必須要爭奪的資源，因此，三家分晉當中，韓國是得益最少的國家，而它佔據的領土將面積也決定著它的發展速度比不上其他的兩個國家。
地緣政治惡劣，缺少山川險阻和關隘防禦
而韓國的地理位置對於自身來講也並不是有利的；我們從整體來看，韓國是位居中原的核心地區的，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地理位置，但那是對於強盛的國家來講的，對於魏國和秦國這樣的國家來講，韓國的位置是非常優越的，佔據了韓國也就等同於佔據了中原的核心，不管是南下還是北上都有著天然的好處，對於它們的國家推進是非常有利的。
但對於韓國來講卻並不如此，韓國本身的發展實力弱小，這樣的位置決定了它一定會被其他的國家所覬覦，北方有趙國和魏國，西方有秦國，南方有楚國，這些國家都想將他的領土據為己有以方便自身的發展，在這些諸侯國的虎視眈眈之下，韓國又怎麼會擁有安定的發展環境呢？
因此，那個時候的韓國，可謂是在夾縫當中求生存，並且缺少山川險阻和關隘用來防禦，而它的地位是其他的國家想要利用的，這自然不會讓韓國擁有太過鼎盛的實力，否則便不方便之後的吞併，因此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位，對於韓國來講並不是一件好事。
而相對來講，趙國和魏國則不具備這樣的劣勢，本身這兩個國家的發展實力比較壯大，像是魏國，它雖然也畏懼中原地區的核心，但是因為自身實力的強盛，這樣的地理位置反而更加優越於它的掌控全域性。趙國位於西北部，戰略地位不是很重要，更加能夠避開其他國家的鋒芒，獨善其身。所以我們說地理位置和領土將與面積的劣勢也讓韓國在發展的過程中力不從心。
小結
韓國的國家發展實力，之所以比不上趙國和魏國，是由很多因素所導致的。其中客觀方面，韓國受到自身領土疆域面積小的制約，在發展上受到的阻礙，要比其他國家更大，而人口少，更加制約了它對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所以在發展的過程中，它的起點就很低。
韓國的地理位置以及地緣政治，雖然具有戰略意義，但很不利於防守，處於四戰之地，沒有多少山川險阻和關隘所拱衛，並且缺少戰略縱深，容易受到其他國家的壓制，發展上更加的緩慢。在主觀方面，韓國又選擇了錯誤的變法方式，術治讓韓國將本身忠勇正直的風氣丟失殆盡，只剩下了陰謀權屬之風，臣子對於君主的阿諛奉承之風愈演愈烈，整個國家找不出真正具有真才實學的人主持發展。
如此，對於本身實力弱小的韓國更加雪上加霜，也讓韓國失去了強盛起來的機會。其實，發展的過程當中不一定會遇到困難，像是土地面積領土疆域這樣的問題並不是關鍵，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關鍵的還是韓國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的發展道路，從此與魏國、趙國從勢均力敵到漸行漸遠，這是韓國發展史上最大的痛。